新民晚报3月30日的报道

张闻天故居：浦东川沙走出我党早期领导人

一抔家乡土 漫漫革命路

首席记者 王蔚

浦东新区川南奉公路4398号，原川沙县施湾乡邓三村张家宅，1900年8月30日，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张闻天在此诞生。

结识茅盾  积极入党

 “张闻天同志诞生在这东海之滨张家宅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他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富于想象力与独立思考能力。”张闻天故居的讲解员陪同记者参观并介绍说，农民家庭质朴醇厚的亲子之爱，勤劳节俭的生活起居，使他自小养成一种勤勉朴实的习惯；江南水乡清新秀丽而又繁复多变的自然景观，又陶冶了他温和自由、细致绵密的情致。

据相关史料，张闻天6岁时就进了私塾，熟读《百家姓》《千字文》《诗经》。1912年，张闻天进南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就读。1915年，张闻天考入位于吴淞口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两年后又被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录取。在河海学校里，张闻天和浙江桐乡乌镇人沈泽民结为了至交。沈泽民是沈雁冰（即茅盾）的弟弟，后来成了张闻天的入党介绍人。在与茅盾的交往中，张闻天受其影响，开始文学创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岁的张闻天成为南京学生运动中的主要人物。1921年7月1日至4日，张闻天在南京出席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南京大会。1925年6月初，经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张闻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为国离家  踏上征程

故居讲解员还介绍，1918年的寒假，张闻天回到了浦东祝桥，父母为他订了一门亲事，女方便是邻村行前桥的卫月莲。向往自由恋爱的张闻天虽然不能接受这桩包办婚姻，但在父母的威严和“不娶便不孝”的传统观念压力下，他有了第一次婚姻。“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青年张闻天怀着为国为民的崇高志向，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和家乡，踏上了革命征程，谱写了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光辉篇章。如今的张闻天故居已是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解员说。

洋泾中学还与张家有一段“渊源”呢。“八一三”战火摧毁了洋泾中学校舍，在校任教的连柏生带领顾正钧、林有用等学生回到家乡，组建了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后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转战浙东四明山区，创建了浙东革命根据地和新四军浙东纵队。

张闻天的堂妹张兰芳是连柏生的第一位夫人。他们的儿子连红1943年出生在浙东。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子女随军多有不便，所以，未满周岁的连红随母亲张兰芳回到家乡，因为连柏生在南汇影响大，回娘家居住目标大、不安全，所以就悄悄借住进了张闻天家的宅院里，直到抗战胜利。

如今，洋泾中学学生党校每年寒假都会参观张闻天故居，每年暑假都会寻访浙东四明山革命根据地，寻找前辈师生的足印，回眸先烈奋斗的历史。

专家点评

追求真理 矢志不渝

张闻天故居展现着浦东大地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历史积淀，在丰富的文件和遗物中，我们尤其动容于他的“不忘初心”：无论是在战争岁月的艰难征途中，还是在风风雨雨的坎坷里，他矢志不渝于党的理想和人民的命运，感染着后人的是他的崇高政治品格与追求真理的热情。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像张闻天故居这样的浦东原生文化和红色史迹，正孕育着年轻一代从历史走向明天的自信和力量。

唐国良 （浦东新区文史学会会长）

新民晚报4月4日的报道

4月4日曾是儿童节，69年前地下少先队在沪成立，章大鸿说：

《新少年报》影响了我的一生

记者 左妍

1949年4月4日，地下少先队在沪秘密成立，化名“铁木儿团”，首批成员之一章大鸿今年已是85岁高龄，忆起那段特殊岁月，他说，当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创办的《新少年报》是地下少先队的摇篮，“那天，我们聚在一起庄严宣誓。此后，‘铁木儿团’立即投入迎接解放的战斗行列……”

仅出百期即遭禁

西门路（今自忠路）355号是《新少年报》社旧址，如今办公的客堂、厢房仍在，章大鸿仍能认出当年编辑部的样子。“看起来不过是普通住宅，前后弄堂都通，客堂间和西厢房摆了好几张办公桌。任编辑的多为中小学老师，这里白天没有人，晚上和休息天，大家总是聚在一起讨论稿子，策划选题。”

《新少年报》是1946年2月16日由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创办的。章大鸿1946年考入市立洋泾中学。一天，数学老师曹文玉捧着一叠《新少年报》走进教室，鼓励同学们和这份报纸“交朋友”。“中国一直在打仗，打了日本鬼，现在自己人打自己人，弄得大家生活不安定！”《新少年报》上说的，正是章大鸿想知道的，他立即被这份报纸深深吸引，后来章大鸿才知道，曹老师是地下党员。在曹老师鼓励下，他成了《新少年报》的义务小发行员，也多次投稿，还收到编辑祝小琬等人的来信鼓励。

每半个月，报社分管发行的段镇都会骑车将报纸送至章大鸿家。除了在本校同学中发起征订外，章大鸿还约同学利用放学和假期到浦东中小学征订。章大鸿还拿出藏书，和同学合办“影光书室”，这里也成为《新少年报》的宣传阵地。

1948年12月2日，《新少年报》该出第100期了，但章大鸿迟迟不见送报来，这可急坏了订户。几天后，邮局送来一小卷纸，拆开一看，正是第100期，可只有一份，再仔细看，头版登着告别信《暂别了，朋友》：“亲爱的少年朋友们，我们被迫痛心地和各位暂别……我们不要为离别而悲伤，相信黑暗定会过去，光明是属于大家的……”原来，《新少年报》被反动派查禁了。

在休刊号上，登着章大鸿的《假如我是匕首》：“假如我是匕首，誓以我自己锐利的钢刃，剁碎那贪官污吏和野心家的深褐色的心！”

勇敢的“铁木儿”们

一个多月后，章大鸿收到邮寄来的《青鸟》丛刊。看着熟悉的题花，他认出这就是《新少年报》的化身！

《新少年报》的编辑又与小通讯员、小发行员相聚，还建起“青鸟读书会”。“‘青鸟’的秘密发行，给我们指明走向新生活的道路，它的传播为建立地下少先队做了思想准备，而青鸟读书会的建立则为建队做了组织准备。”章大鸿说。

1949年2月，《新少年报》地下党支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少先队与儿童团的决议》，支部书记胡德华把建立地下少先队的任务交给吴芸红、祝小琬、段镇三位支部成员。那时，上海划成沪西、沪中、沪南、沪北、沪东等五个区，章大鸿回忆，“在沪西区，小琬姐召集几名‘青鸟读书会’成员发展为地下少先队员。其余四个区，小琬姐和段镇哥写信给读书会骨干成员，要大家准时到朱汝俊家集合。”

4月4日旧儿童节下午，大家在朱汝俊家集合，成立地下少先队组织。为了保护队员，段镇提出，以苏联小说《铁木儿及其伙伴》里抵抗法西斯的“铁木儿”命名为“铁木儿团”。金科中学李森富、育才中学朱汝俊、洋泾中学章大鸿等23人成为不戴红领巾的地下少先队员。

就这样，遍布全市的首批地下少先队员立即行动起来，在地下党引领下投入迎接上海解放的战斗。章大鸿记得，有人在棉袄里藏了揭露国民党屠杀真相的传单，躲过警察抄身；有人以打菱角、打弹子游戏为掩护，溜进敌营侦察，绘制地图，通过地下党转给解放军……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洋泾中学由人民政府接管，章大鸿和同学决定将“影光书室”藏书捐给洋泾中学图书馆。由于地下少先队员为解放上海出过力，故受到陈毅等领导人接见。解放后，《新少年报》在上海复刊，1958年迁往北京归团中央领导，后更名《中国儿童报》。

传承理想的火种

如今，章大鸿及昔日部分战友每年仍应邀前往各区及学校，给少年儿童讲当年斗争往事。他说，1956年，自己进入《儿童时代》当记者，后来如愿加入共产党。大病退休后，他仍在病床前编写青少年读物。“在洋泾中学与《新少年报》的这段往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洋泾中学是上海最早的市立中学之一，洋中校史与民族命运紧密相关。”洋泾中学语文教师、校史馆馆长陆晨虹介绍，2010年，学校建成校史馆，积极开展红色历史教育，“校史馆是耳濡目染的课堂，像章大鸿一样的杰出校友经常来到同学中间”。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新少年报》和地下少先队的斗争历史，有关洋泾中学和《新少年报》的文物资料，已捐给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

采访最后，章大鸿透露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今天，建议在《新少年报》社原址建立少先队历史纪念馆，这样一来，相邻的共产党、青年团、少先队诞生地，可成为系列完整的党史纪念地和青少年教育基地，推进党在少年儿童教育工作中的可贵精神代代相传。”

专家点评

少先队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建队日，是1949年10月13日。然而，少先队的光荣历史应该追溯得更远，党在不同时期建立的劳动童子团、共产主义儿童团、抗日儿童团等，可以说都是它的前身。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下，《新少年报》向孩子们开展革命宣传，地下少先队“铁木儿团”则踊跃投入迎接申城解放的战斗，为少先队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曾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进行相关调研，深感自忠路355号《新少年报》社旧址是值得保护利用的革命史迹；洋泾中学当年与《新少年报》及地下少先队关系密切，如今充分挖掘传统资源的教育价值，凸显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这是“存史育人”的很好举措。 朱少伟 （中共党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