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美德 香港教育学院
内容提要：本文从叙事者的角度，对理解20世纪中国教育的发展作了初步的探讨。通过六位知名教育家的叙述，从他们的家庭和早期教育，直至他们事业生涯的发展，提供长达八十多年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图景。本文从把比较教育作为研究领域的特点讨论开始，并把叙事学的运用作为教育研究的方法途径。然后转向六位叙事者，他们的故事展开为四个部分：叙事者目前处境与地位的简略描述，1949年以前的家庭影响和教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事业生涯，以及自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的观点。其中，也关注到渡过他们事业生涯的那些大学和曾经生活及工作过的不同地区。力图认识和理解他们共同经历过重大变迁的历史进程。
在二十多年的比较教育研究生涯中，经常有人问我，比较教育研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一般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社会学术语。具体地说，比较教育研究是一种跨社会或跨文化研究，即，分析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教育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学习与教学情况，以及从比较的角度对教育问题进行探索与反思。然而，多年来广泛阅读哲学与历史的结果，却使得我常常以为，就比较教育而言，首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教育展开宏观的社会学研究。只不过，与社会学家在单一的社会背景下探索教育与社会、政治和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模式不同，比较学学者通常会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会背景中寻找可以用来恰当说明这种交互作用的解释范式。
近年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那种从单一视角得出的实证主义的结构与功能理论假设，已被多种实验性的考察动向所代替，这些实验动向包括：在描述与解释社会现象时，引入人种学(ethnomethodology)、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以及叙事学(narrative)等方法论。社会学领域发生的这些实验动向，无疑也为比较学学者提供了诸多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我个人这些年来就一直在饶有兴致地尝试将叙事学的方法引入自己的比较教育研究，并且越来越赏识一些社会学家在引进个人生活经历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础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古德森和沃克(Goodson & Walker，1991)曾对英国教育社会学启用叙事学方法论作过一次总体评价，其中他们指出，可以把这种理论发展趋势看成一项工程，即：“重新定义教育研究，以使‘教师的声音’能够被人们清楚地大声地听到 ”(p.139)。此外，克兰德尼和康奈尔利(Clandinin & Connelly，2000)还证明过，从特殊的个案或事例出发，也就是采取叙事型的思考和探索方式，能够发现，在交接地带，即，针对同一问题，形式主义的演绎论与作为一种“宏大叙述”的归纳论实际上是互相冲突的。
个人经历叙事作为一种方法，其所蕴涵的丰富意义在玛丽·凯瑟琳·贝特森 (Mary Catherine Bateson，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米德的女儿)的《大视野》 (Peripheral Visions)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这种大视野中，贝特森从自己在以色列、伊朗和菲律宾的求学与教学经验出发，对这三个国家各具特色的社会文化中的基础知识学习过程进行了解释，不仅如此，她还比较了这三种学习过程与美国社会背景下的学习过程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贝特森的这项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实际生活中的人的成长，表明她在细节描写方面具有强烈的意识和扎实的功夫，显示出了很高的研究技巧，这些都为比较教育学者提供了有力的参照。(Bateson，1994)
作为一名比较教育学者，我个人的研究重点是在深化对中国大陆社会教育结构的理解上。显然，与我所属国家的教育相比，中国教育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结构。因而从一开始，比较教育与历史就是研究中国教育必不可少的知识基础。如果不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不了解20世纪国外教育与文化对中国的深远影响，便无法理解当代中国的教育模式或结构及其广泛的社会文化渊源。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多是从日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以及苏联借鉴而来，此外，其他一些国家，如丹麦、加拿大、意大利和新西兰也对中国教育产生了细微但却十分惹眼的影响。
一方面是引进国外完整的教育体系与结构，包括：1902年到1903年间，模仿日本建立中国第一套现代教育制度；1952年到1955年间，全面照搬苏联对整个教育体系进行改造。另一方面则是个人通过特殊的关系渠道，向各自喜欢的国家学习，以建立自己满意的教育机构。比如，蔡元培十分推崇柏林大学的教育制度，而梁漱溟则极力想效仿丹麦进步主义教育家哥朗特维格(Gruntvig)的教育理念。
我的研究与写作横跨整个20世纪,其中有不少重要项目都是与别人合作完成的，它们涉及中国教育领域里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和层面 (Hayhoe，1984，Hayhoe and Bastid，1987，Hayhoe，1992，Peterson，Hayhoe and Lu，2001)。然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某些教育机构的命运，尤其是高等教育机构，它将外来的模式与价值有机地融合进了中国教育漫长丰富的发展历程。我以为这些大学都是富有个性的，而且我还愉快地收集了许多1978年以后出现的大学校史史料。从中可以看出，这的确是寻求新的自由、摆脱一体化限制以及重新进行自我定位的结果，因为在这之前，也就是从1952年开始，中国教育一直都受着苏联模式的支配。
当然，考察20世纪教育与社会变迁的规律，对研究中国教育仍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分析中国某些教育机构如何接受或抗拒这些规律也是很有价值的。毫无疑问，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描述教育与社会变迁、现代化、革命性的改造、帝国主义和依赖理论等等方面的社会学文献上，并指出中国社会语境中那些明显与这些理论解释不相符合的细节，将有利于这类问题的解决。在《中国大学 (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1996，1999；中文版，2000)中，我曾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中国教育与社会变迁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两个方面是：一方面，考察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领域里的重大改革与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社会发展趋势的联系；另一方面，分析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对确立改革基本原则的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呈现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正是这两种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我个人的这些认识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获得的。首先是通过长期的阅读与观察；其次是通过与一些我非常熟悉的大学进行密切的合作；最后是通过我与中国一些学者在长期的交往中达成的那种互相信任的友谊。这些学者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自己的大学建设，并且写出了许多学术著作，培养了新一代年轻的教师与教育学研究人员。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依然没有写过这些人，而是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研究20世纪各重要时期的宏观体制变化上。然而，我确实被这些高校的不同经历和命运深深吸引住了，因为在我看来，从它们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不同文化之间的核心价值冲突。这些高校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其他一些高校。
本文的写作将围绕六位人物而展开。他们各自代表了一所分布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大学并且都在高等教育甚至更高一级的教育领域里长期服务过。从研究个人入手，来探索大学的普遍特征，看上去似乎是一种更合逻辑的理路。然而，在我进行这种研究之前，我却要花费将近20年的时间做准备，直到我与这些学者建立起了良好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关系，只有这样，我才可以邀请他们与我一起交流，了解他们在困难与动乱时期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思想。在写作《传记与社会》的过程中，Bertaux(1981)曾指出：“真正关键的一点是社会学家能否与他所研究的人物对象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如果他不能被人物对象接受，不能与人物对象进行交流，那么他的研究便不可能顺利进行。”(p.9)从我所研究的六位学者那里，我深感荣幸地获得了他们的允诺，得以有机会分享他们内心深处的思想。
在中加合作培养博士的重要研究项目的赞助下，我的一位博士生于1992年对中国1216名大学生作了一次调查。该项调查在三个地区进行，分别是东部沿海的重要城市南京，曾经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首都；中部城市西安，汉唐两朝的首都和文化中心；内陆边陲城市兰州，现为甘肃省的省会。调查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兴趣和事业目标两个方面，并对他们父母和祖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作了数据比较。其中的一个重大发现是，就教育机会而言，学生的学历越高，其社会地位的改变速度也就越快，这一点在兰州表现得最为突出。南京学生祖父母为农民的比率为52%， 西安为63%， 兰州为64%。母亲为农民的比率分别为：南京33%、西安45%、兰州53%。父亲为农民的比率则为：南京20%、西安25%、兰州38%。 (Moody，1995)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可以将那些建立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编写教材并将知识传递给年轻一代的前辈们看成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发现，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摆脱农村贫困与无知的途径之一就是接受新式教育。本文所要叙述的学者故事多数都属于这种状况。他们当中，有三位学者出身寒门，两位学者的祖父母来自农村，只有一位是来自世系的书香门第。
作为将人物传记引入中国教育研究的初次尝试，选择六位学者的生活故事显然与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建立起来的私人交际网有着紧密的关联。六位学者中，每个人都与我有过近十年的来往与了解。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和他们形成了互相尊重的合作关系。我们也因此获得了彼此的信任。这份信任为我分享他们的生活故事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而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穿插其中，自然也成了互相沟通的桥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为各自所属分布于中国不同地区的重点大学的教育事业发展献计献策，倾尽了一生的大部分精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虽然我的关注焦点是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上，但与此同时我也会关注与他们有过关系的大学和地区，这样一来，我的写作也就很自然地会形成制度与地区方面的比较。
最困难的一点莫过于怎样开始这项研究，我究竟该怎样组织眼前这些繁杂的生活故事材料？最后我决定从描述他们现今在大学里的处境开始，这样做能使读者明白为什么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大家一听。紧接着我将转入1949年以前的情况，叙述他们的童年以及家庭和教育对他们的影响。在这之后，我会通过他们的经历，描述1949年到1978年间中国重大的标志性社会运动对教育发展的影响。最后一章涉及的内容是1978年也就是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世界和未来”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写作将围绕这一时期他们的教育思想而展开。对他们来说，这一时期意味着他们终于获得了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广阔空间。
学者们的基本情况：他们所属的大学及地区
李秉德和西北师范大学
六位学者中最年长的是李秉德教授。自1952年以来，李教授一直任教于西北师范大学。该校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重镇甘肃省兰州市。西北地区包括三个省份和两个自治区。该校成立于1939年。当时日军占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为躲避战火转移到了中国西北部，一直到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迁回北京。1952年，按照苏联高等教育体系模式，该校被正式确定为中国西北地区的一所国家重点师范大学。然而，1958年，该校又被改名为甘肃师范学院，隶属甘肃省管辖。此后不久，它原来的地位便被位于西安市的陕西师范大学所代替，后者成了西北地区的国家重点师范大学。
尽管该校在制度上几经升降，但是李秉德教授一直是整个西北地区惟一的教育学博士点的核心带头人。80年代初以来，由李教授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的博士生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地区，有的已担任着重要的职位，也有的在北京和南京等地工作。在他们当中，还包括第一位藏族博士。此外，他还负责过许多少数民族的硕士生培养工作。
李秉德教授编著了一系列国家级的教科书，在教育研究方法、教学论以及小学语文教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87年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文选，其中收录有李教授一篇关于教育战略问题的论文。一同收录的还有科学家钱伟长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关于中国社会其他方面的战略论文。这表明李秉德教授属于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李秉德教授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的家庭被甘肃省授予“教育之家”称号。其中两个女儿是兰州市的大学教授，一心扑在生物学和化学教学工作上。儿子则为工程学教授，曾先后担任兰州铁道学院的副院长、甘肃省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最近又被选为甘肃省副省长。
80高龄之际，李教授已是西北教育界最德高望重的学者，但他仍然坚守在研究生教学的第一线，并密切关注着该地区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虽然与西北地区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兰州大学相比，李教授所在的西北师范大学只是一所省属高校，但是该校却在甘肃省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师资培养方面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并建立了一所国家级的少数民族师资培训中心①。
也许读者可以从这样一个小插曲中更清楚地看到李秉德教授的真实人格。 1992年10月，他应邀参加我们在多伦多举办的“跨文化知识”论坛②。当时我与他协商一项中加联合培养博士计划。该计划允许12名加拿大博士生去中国的 6所大学进行研究，同时选拔22名中国博士生和博士后来加拿大进行研究。结果西北师大来了4名博士生，计划完成后其中两名继续留在西北师大工作，另两名分别去了北京和广东。在那次会议上，李教授向我提出等1995年联合培养计划完成时，再进行新一轮的合作项目。我对他说，到那时我想先把继续合作的事情放一放，利用我的学术休假，以便全力投入个人的研究，毕竟一趟下来就是六年，需要花费大量的心血。然而他看了看我，却说：“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休息一下。”有这句话就够了，我立即开始计划新一轮的1996-2001年的合作项目。
朱九忠和华中理工大学
离开遥远的大西北，我们来到了武汉这座中国华中地区的重要城市。华中地区北起河南省，南抵广东省和海南岛，包括六个省份。武汉是长江沿岸连接东部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战略要地。此外，由广州至北京和东北地区的铁路干线也要经过该市。1950年华中地区成为中国重要行政区域时，中央政府决定在武汉市建立一批国家级的大学，为国家和地方建设培养专业人才。1953年，中国决定全面借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新组建的华中工学院也在武汉正式成立。该院以工程 系为基础，同时还兼并了包括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以及位于江西省的南昌大学和位于广州市的华南工学院等华中地区五所大学原有的工程系科。
华中工学院是一所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大学。其主要学科领域包括以下四个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意义的工科，即机械工程、内燃机、自动化工程和电力工程。华中工学院地处工业中心，并直属于国家高等教育部，因而其地位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是相对重要的。它不仅一直趋向于一流理工院校的发展建设，并且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跻身于中国一流大学的行列。1982年，也就是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之后的第四年，教育部决定试办研究生院，华中工学院(后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是当时22所被认为是有资格承办研究生院的大学之一。随后它又凭借其出色的科研水平，连续多年在国家大学评估中处于前 10名至前15名的位置。
华中理工大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与一位富有远见的领导和学者是分不开的。这个人就是朱九思教授。从1953年该大学创立，到1984年退休，朱九思教授一直是该校的重要领导。1952年，即该校正式成立之前，朱教授就担任了临时委员会的副主席。接着又于1955年和1956年先后担任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1961年朱教授当选为该校党委书记。1972年起，他又担任起该校校长，直到1984年退休。“文革”时期，大部分教学人员和学生都被派往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大学教育一时中断。然而，朱教授却利用这段空闲，对过去和将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之后他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观点：大学应该研究与教学并重，在全国范围内吸引一些杰出的人才，拓宽课程领域，加强基础学科、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进而推进应用研究领域。这些观点最终使华中理工大学在中国赢得了普遍的声誉。朱教授的政策建议以及著作(包括诸多著作和论文)也因此对改革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6年，华中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申报高等教育管理博士点获得国家批准，开始培养高等教育管理博士。
在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及其80年代初期开始萌芽的发展新态势的过程中，我曾迅速地了解到，在这方面，华中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同样作过许多重要的研究，其编辑出版的学术月刊也在高等教育领域产生了普遍的反响。虽然我听说过，1988年秋天，朱教授曾在南京大学高等教育改革会议上发表过讲话，但是，直到1992年春天，我才获得与他进行个人交流的机会。当时我正与华中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实施一个合作研究项目。我很想知道朱教授对这 些问题的看法，华中理工大学是如何实现它在全国高校中的领先地位的？中国1978年以来高等教育改革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朱教授答应与我一起分享他的意见，连谈话时间都安排好了。高教所的其他研究人员得知此事后，想来旁听朱教授的讲话，于是问我是否介意到时他们也来参加我与朱教授的会谈。
原先我和朱教授商定只进行一次两小时的交流，但没想到一发却不可收拾，我们连续交流了三天，每天都是足足谈了两个小时。除我之外，一同参与会谈的还有大约15名高教所的研究人员，他们片刻都舍不得离开，自始至终都坐在那里认真地听朱教授讲解70年代初期，他是如何构思华中理工大学未来发展蓝图的，以及最终他的构思又如何成了指引1978年全国高等教育改革顺利进行的③有些时候，我会突然觉得自己对中国教育模式变迁这个很久以来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朱教授的三次会谈，便是这种时候之一。那几个小时里，朱教授对我谈起了他的思想、情感以及个人生活经验，这些对我来说真是意外收获。而当时其态度之诚恳，同样也是令我难以忘怀。这也激发我开始了本项研究，即从知名教育家的生活经历入手，来研究当代中国教育思想与实践④。
潘懋元和厦门大学
离开武汉及华中地区，我们又来到了位于华东地区与台湾岛隔海相望的福建省厦门市。华东地区包括四个沿海富裕省份山东、江苏、浙江和福建，两个内陆贫困省份安徽和江西。1978年以来，该地区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厦门是1984年国家确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和其他14个沿海城市一同享有外商投资和发展方面的特权。上海市是华东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分布着多所全国重点高校。南京、济南和杭州也是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厦门地处华东地区的南部边陲，乘火车去上海需要22个小时，因而多少有些偏僻，尽管其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厦门大学创办于1921年。当时是一所私立大学。创办者陈嘉庚是福建人。他在东南亚一带从事商业，获得成功后，想为家乡做点好事，便创办了这所大学。厦门大学坐落海边，面向台湾，景色十分优美，古色古香的建筑时时散发着捐赠人的慷慨。1937年厦门大学收归国有，由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主持工作。不久为躲避日军骚扰，又不得不迁往福建长汀，直到1946年才迁回厦门。1952年厦门大学被中央政府确立为华南地区两所国家级综合性大学之一(另一所为广州的中山大学)，这一事实证明该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取得的成绩在全国范围内也算是相当杰出的。50年代，尽管该校深深沾染了当时的激进主义革命氛围，但毛泽东仍想邀请陈嘉庚回国，以进一步支持厦门大学的发展，并在当地创办一些中等学校。
潘懋元，即本文的第三位主人公。他一生的事业都与厦门大学息息相关⑤。1945年他毕业于厦门大学。1949年成为该校的一名讲师。此时许多教师都去了福建师范大学，而他则被校长挽留了下来。学校给他的任务是给理科学生开几门教育专业课，并主持全校课程的重新构思与开发工作。
自1956年起，潘懋元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认为高等教育需要一套与初、中等教育不同的理论体系。潘教授即是在高教理论领域取得了他个人的专业发展。他决定建立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所。目前他仍在主持高教所的研究工作，培养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写出了大量的在高教领域处于一流水平的学术论文。在他门下一共出了16位博士和近80名硕士，分布于中国不同地区的工作岗位上。
1997年12月，我访问了厦门大学，此行目的是去那里讲学，并会晤潘教授。我还有幸被邀请参与每个星期六晚上他在家里主持的“沙龙”。他的家位于校园内的一座小山顶上。他那宽大的斯巴达式书房在二楼。书房里面，书架整齐地排着，还有一张沙发和为来访客人准备的椅子。那个特殊的晚上，大约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2位研究生，有的来自湖南农村地区的湘潭大学，有的来自山东烟台师范学院，还有的来自离北京约2个小时路程的河北大学。大家围绕一篇由一位研 究生发表的论文进行探讨和辩论。在这篇论文里，这位研究生批评了南京一位学者推出的《教育社会学》，认为它的理论前提完全忽视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特殊领域的功能。与此同时，这位研究生还准备好了要回应南京学者针对他的批评公开发表的解释。各地学子发言踊跃，气氛十分热烈，就这样不知不觉时光便过了好几个小时。这一晚，潘教授不时地插进一些讲话，以使大家重新回到核心问题上来。
谢希德和复旦大学
告别厦门，我们来到了上海复旦大学。复旦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之一，代表着华东地区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复旦大学建立于1905年，该校的前身是震旦大学，创始人是一位爱国学者，他创办复旦大学是为了抗议法国神父的专制管治。1941年被国民党政府收管之前，复旦一直是一所私立大学。作为上海教育界五四运动的领导中心，该校一直保留着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政治批判传统。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该校的教学内容主要由当时上海商业及贸易需要所决 定，因而1949年以前，它的学术地位并不是很高。但是，1950年新成立的共产主义政府依旧把它确立为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并从其他几所大学抽调来当时中国最好的基础学科和人文学科，这些大学包括著名的浙江大学，以及一些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
1978年，谢希德这位杰出的女物理学家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副校长，具体负责该校日益增多的国际交流工作。1980-1982年，我有幸成为一名在她手下工作的外国专家。我很珍惜这段时光，视其为我的学术生涯的转折点。1983年，她成了中国重点大学中第一位女校长，任期直到1988年。这几年里，在她的领导下，复旦大学的教学内容远比学习苏联时期有所拓宽，接连成立了管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和经济学院。这一时期，无论是身为中共中央委员的她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还是在由世界银行资助的日渐升级的中西方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中，谢希德都是知识界最权威的发言人。
1992年，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学院举行“东西方大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邀请谢希德来作一次重要的演讲。她很委婉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并答应准备在开幕式上发表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发展的演说。会议召开前的两三个月里，我们安排好了所有的细节工作，可她发现，每五年在北京召开一次的党代会与举行研讨会的日期非常接近，她因此有些犹豫她到底能不能出席这次研讨会。结果，她被允许可以不参加一些预备会议，这样她便能兑现她的承诺。她发表完重要演讲后，便立刻赶回北京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两年后的1994年6月，谢希德教授再次访问加拿大。这次是来接受哈密尔顿市的麦克马斯特大学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这表明她作为一流科学家所取得的杰出成果获得了世界承认⑥。2000年2月，谢希德教授因癌症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得知这一消息后，整个中国知识界和许多国际友人、同事都深深处于哀痛之中。而她自己其实早在黑暗的“文革”时期，就已开始同癌症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汪永铨和北京大学
我们访问的第五所大学是中国大学中景色最为宜人的北京大学。该校坐落在北京西北郊区。未名湖，以及二三十年代由美国传教士建成的中国古典建筑(原属燕京大学)点缀着校园，看上去优美极了。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1917年到1923年，在蔡元培的杰出领导下，北大成功地吸收了德、法两国文化传统中最精华的因素，用以发展本国的学术。那场改变中国文化教育以及知识分子生活的五四运动就发生在这里。还没有哪一所大学的命运能像北大这样与整个国家的前途息息相关。
50年代模仿苏联时期，北京大学被确定为首都惟一的一所地位最高的综合性大学。其学术风格则在许多方面都反映出了蔡元培的德国式理念，即大学是纯粹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研究中心。原来的教育系迁往了北京师范大学，工程、医药和农业等学科则迁往了其他几所大学。
80年代中期，北大教务长汪永铨也就是本文的第五位主人公创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所。这是中国继厦门大学之后第二个有资格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由于它隶属北大这所中国最高学府，因而该研究所具备条件吸引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来它这里学习，并有能力成为高等教育研究战线的排头兵。作为一名物理学家和无线电工程师，汪教授将整个一生的学术生涯都贡献给了北大这所中国最高学府的发展⑦。
1998年5月，北京大学举行100周年校庆。6万名该校校友和100多位世界各地的大学校长云集北大，出席各种纪念活动。首次庆祝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聚集了一万名各界人士。国家主席江泽民、朱铭基总理和所有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均出席了这次盛会。会上国家领导人高度赞扬了北大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及其在“科教兴国”战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校庆期间，高等教育研究所组织了一次大学校长论坛。所有的庆祝活动都是由高教所前任所长现任北大副校长的闵维方教授统筹安排的，而闵维方则是汪永铨教授的学生。5月4日汪永铨教授为欢迎香港学者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退居二线的汪教授显得很平静，也很自信，因为高教所已经发展成熟，能够将北大的学术精神融入高等教育研究工作中。
鲁洁和南京师范大学
鲁洁教授即本文中最年轻的主人公出生于1930年，比汪永铨教授小一岁。她的一生都是在南京师范大学度过的。虽然南京师范大学是一所省属的师范院校，但它的教育系和其他一些基础性的人文自然学科在全国具有知名度。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该校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作为江苏省重点师范院校，南京师范大学在20世纪初期就由于一些进步主义教育家在此不断进行教育实验而扬名省内外，吸引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学者。1949年后第一任校长是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陈鹤琴。20年代回国前，陈鹤琴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教授。 80年代初期，鲁洁成为该校第一位教育学女博导。她在教育学领域拥有很高的地位，为南京师范大学增添了许多荣誉⑧。
南京师范大学坐落于前金陵女子学院。金陵女子学院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该校校园中央有个宜人的庭院，四周簇拥着黄色的典雅的中式建筑，让人想起中国悠久的学术及人文传统。1996年，鲁洁倡议发起了一次关于中国文化与教育的国际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国思想与文化对于当代教育的意义。此次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后来被编辑成书，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弘扬“大中华”文化的见解⑨。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见解反映了遭受百年屈辱的中国终于站了起来，并能够为世界教育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鲁洁是道德教育研究领域里的学术带头人，并在农村教育发展理论方面建树颇多。农村教育是个容易被人忽视但又十分重要的领域，鲁洁的理论无疑给占全国学生80%的农村儿童带去了发展的希望。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鲁洁教授将整个一生都献给了教育理论与实践，以及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
以上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每位学者的情况，他们所属的大学及其所在地区。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个人命运都与其所属大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实际上，这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教育界是一种普遍状况。接下来，我将叙述他们的童年经历，希望藉此可以说明早期的家庭学校生活以及动荡不安的社会经历对他们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的作用以及对他们后来成为知名教育学家的影响。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大学管理、教学研究以及理论写作风格，又有着不同的童年经历，那么，他们是如何将这二者有机地整合在一起的呢？
童年生活：家庭与学校
最年长的李秉德教授出生于1912年，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二年。第二位主人公朱九思教授比李秉德教授小4岁，出生于1916年。第三位潘懋元教授出生于1920年。在他出生的前一年即1919年，中国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第四位谢希德教授比潘懋元教授小1岁，出生于1921年。第五位汪永铨教授出生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之后的1929年。最后一位鲁洁教授出生于1930年。
这里，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每个时期都代表了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重要转折。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教育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摆脱支配中国教育长达11年(1900-1911年)的日本模式，建立一套共和教育体系。五四运动后，随着杜威的来华讲学，留美学生的回国，中国思想文化界受美国影响甚大，表现出强烈的进步主义价值倾向。但是，政局混乱与经济危机却使中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一再受挫。1928年以后，在欧洲以及国家知识合作研究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的影响下，中国重新发起了建立国家教育体系的尝试，但很快又被30年代初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
在接下来叙述六位学者早年生活及教育经历的过程中，我们将会看到，教育环境与时代精神对他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家庭与学校塑造他们童年生活的方式。
李秉德：求学生涯与早期事业，1912-1949
李秉德是河南洛阳一户有4个小孩的穷苦人家的长子。他的父亲没有土地，没有固定的职业，甚至连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没有，仅靠业余时间做算盘会计挣得一点薪水接济家里。他上过几年私塾，自幼酷爱读书，即使后来不得不外出谋生也是如此。他把自己所有的书本堆放在一个地方，大哭起来，因为他再也不能继续上学。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十分关心子女的教育问题。李秉德的母亲也是穷苦农家出身，没有上过学，但她的人品很好，非常和蔼可亲。
1919年，即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李开始上小学。这一年年底家里花了3元钱，让他进了一所传统的私塾学校。不久这所私塾便被国家改造成了一所初等学校。接着他考上了洛阳的一所初中。20年代的河南省到处都是军阀混战，李记得当时那点有限的教学常常会被军阀混战打断。当学校被迫关门时，李只好回家跟随父亲学习，阅读“四书”、《诗经》和《史记》。为了给儿子补课，父亲放弃了许多外出工作的机会。
3年后，李学完了初中课程，他很想能够继续上学，但是当时整个洛阳却连一所高中都没有。幸好与洛阳毗邻的开封市有一所很好的高中，隶属河南大学。李通过了竞争异常激烈的入学考试。可困难依然存在，上这所高中一年的学费是 12元，住宿和伙食费是59元，洛阳至开封的火车费一趟也要3元。这些费用令李觉得不堪重负。除此之外，他还有3个弟弟，他们同样渴望上学，而李也认为自己有责任帮他们实现愿望。
困难很快就被克服了。李找到了一份在一家私立中学教英语的工作，月薪12元。此外他还做家教。有了这些收入，他自己的开销和3个弟弟的学习费用全都解决了。上高中后李选择了读文科。这一选择有些偶然，他并不清楚文科和理科的区别，当学校问他喜欢哪一科时，他不假思索就选中了文科。开学那一天，学校警告他说，如果有超过两门课不及格，就会被开除，所以他学习非常刻苦。那时他的英语老师是一位美籍华人，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说一点宁波方言，因此上课时用的全是英语，这位老师在英语学习方面，给了他很多鼓励。
他的数学成绩也很优秀，并通过了所有科目。两年的高中学习结束后，他考上了大学。他决定选择英语作为主修科目，教育作为副修科目。至于文学和历史，他觉得完全可以依靠自学。一年后，他又决定将教育改为主修科目，英语作为副修科目。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非常需要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并觉得英语学得再好，都不会超过他以本国语为工具所能取得的成就。
无论是在河南大学，还是在初中和高中，李都遇到过优秀的教师，激励他努力学习。但就总体而言，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位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学者邰爽秋。他清楚地记得，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曾经在杜威手下作过研究的学者来到河南大学后，没多久就效仿起他的朋友陶行知，将身上的西装换成中国传统服装。为了拯救国家，分析时局，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文章。而当他演说“中国的出路在教育”时，场面之感人，真可谓声泪俱下。这些激动人心的演讲对李秉德决心以教育作为其毕生追求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1934年大学毕业时，李秉德所取得的优异成绩，足以证明他完全有资格向省教育局申请省立中学校长的职位。但他很快便发现，只有那些与上层有关系的人才能得到这个职位。最后他去了离开封3英里远的一所小学当校长。当时他的一位老师李廉方教授，比利时教育家德克雷利(Decroly)的信徒，正在河南一些地区进行教育实验，而李秉德所去的学校正好是其实验基地之一。李秉德原以为在这样一所实验小学当校长，应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后来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教育实验是要使儿童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达到四年正规教育才能达到的读写计算水平，这就给招募教员和编写教材带来了很高的难度。这就是李在其教育生涯开端之际所遇到的情况。实验进行得很成功，引起了许多著名学者的关注。例如，江文虞、孟宪承和黄炎培参观完后，黄炎培还曾在《东方杂志》上撰写专文介绍李秉德的实验。
在农村小学进行教育实验两年后，《大公报》上有一则广告引起了李秉德的注意。这则广告说，洛克菲勒基金会准备提供5个去北京燕京大学攻读研究生的奖学金名额。此外，还有去协和医学院攻读医学、天津南开大学攻读经济学和南京金陵大学攻读农学的名额。学制五年，前两年学习硕士课程，第三年去美国进修，后两年则在晏阳初主持的定县教育实验区工作。
李获得可以保证自己衣食无忧和弟弟顺利求学的600美元奖学金和300美元旅行费时，真是欣喜若狂。1936年到1937年，李完成了其全部课程的学习。然后他利用旅行费，尽可能地多去一些教育实验区进行考察。他先是去了梁漱溟在山东邹平主持的农村教育实验区，接着他又考察了河北定县和陶行知在南京主持的晓庄学校，并南下到广州和广西，最后他还去了香港。就在此时，他的考察计划被日军的全面入侵打断，他连北京都没有办法回去。
对各地农村教育实验的亲身考察与深入反思使李意识到，梁漱溟的全部努力都是建基于中国传统理想，晏阳初是在模仿法国模式和贯彻西方思想，而陶行知则在整合中西文化方面表现得最为成功。此外，李还觉得他们三个人的教育实验都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变迁息息相关，他们所做的一切也因此都是真正有教育价值的。与他们相比，那些在河南大学教书曾经留学美国的学者则只知道空谈。
结束一个夏天的旅行后，李回到了河南。1937年到1941年，他在省立师范学校找到一份工作，负责小学教师培训。学校由于中日战争被迫关闭后，他去湖北省教育厅做了8个月的督导。接着他又被聘为河南大学的副教授。虽然薪水比之前做督导明显低了许多，原来是每月380元，现在是每月260元，但他还是欣然领受，因为他一直都很想在大学里教书。1941年到1945年，河南大学全校搬迁到了农村，地点设在遥远偏僻的宋县，由于交通不便，从洛阳到那儿需要花费两天的时间。李举家迁往了宋县基地。他的第四个小孩也就是那惟一的儿子便是在艰难旅途中的一座小村落出生的。与此同时，河南大学也由于逃避战乱而迁往了更加遥远的内地。
战争一结束，河南大学便迁回了开封原来的校址。李再次看到了新生的希望。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计划提供100个全额奖学金出国留学名额，和1000个自费出国留学名额。李很顺利地获得了一个全额奖学金留学瑞士的名额。而他一直在资助的三个弟弟中的两个也都获得了由其他奖学金提供的去美国留学的优厚机会。后来他们学成回国，为中国医学和自然科学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到瑞士后，李先是在洛桑大学就读。在那他得以有机会听到一系列的学术论坛，其中重要的有皮亚杰每周举行一次的讲座。讲座一结束，皮亚杰便会赶回日内瓦，直到下周再来洛桑。在洛桑求学时，李住在一户当地人家里。他还参观了一些当地的学校。1948年他在巴黎大学逗留了4个月，然后他又去了日内瓦大学。当时皮亚杰正在该校让·雅克·卢梭学院担任院长，但吸引他去日内瓦大学的却是副院长 Dottren。这是因为Dottren是一位教育实验专家，而教育实验恰恰又是李最感兴趣的领域。不过，他依然庆幸自己在过去两年里能有机会听到皮亚杰的讲座，从而使他对教育心理学有了更多一层的理解，而此前他在这一领域只能听从美国学者如桑代克和盖兹等人的见解。
1949年回国前，他再次来到巴黎大学。接着他又去英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参观访问，以满足他在学习模式和教育实验方面的求知兴趣。1949年10月初，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之后没几天，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朱九思：在江苏的成长经历以及1916-1949年的革命生涯
1916年(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五年)，朱九思出生于江苏省南部的扬州市。扬州经济发达，文化传统深厚，当地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也居领先地位。从历史上看，自唐代以来，扬州的经济发展就一直比其他地区繁荣，这得益于其在京杭大运河的枢纽位置。朱的父亲是个小商人，从商店学徒起家，最后开办了一间小店，做起了买卖棉花的生意。朱的母亲识字不多，无法阅读中国经典书籍，却很擅长讲述传统民间故事。朱在家里排行最小，上面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一个哥哥18岁时便死了。父亲和另外一个哥哥对他的早年教育影响最大。
和当时大多数人的情况一样，朱九思进了一家私塾，开始其早期教育。每天都是背诵儒家《四书》，而从不会要求讨论和解释。这样做是为了将古老的智慧熟记在心，以备将来参照和反思。早年所受的这种经典训练无疑对朱的成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他自己后来也感觉到了这一点。相反，对他而言，寺庙仅仅是个很好玩的地方，朱很少接触过佛教，道教接触则更少。因而，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没有影响他的早期教育。
1926年，朱10岁时，父亲决定将他送入一所现代小学。每年夏天，朱的表哥，即朱母亲的姐姐的儿子，都会来扬州他家里玩。表哥在著名的清华预备学校念书，并准备到美国留学(1927年成行)。就是他说服了朱的父亲让最小的儿子上现代小学。上小学时，父亲决定给儿子取个新名字。于是他从“四书”的第一部经典《论语》中引申出了“思九”这个名字。“思九”简单地说，就是要认真考虑(思)《论语》中列举的九件事情(九)，包括认真听讲、仔细观察和其他七件朱再也回想不起来的事情，总之都是良好的行为。在一定意义上，新名字确实代表着朱将开始新的人生。在私塾最后一年里，朱学过一些英语和数学，所以，他不需再花四年的时间学习初小课程，而可以直接进入高小一年级，两年后他便小学毕业了。
1928年小学毕业后，朱上了当时扬州仅有的三所中学之一扬州中学。这次是他自己的主意。谈起这一点，朱特意强调，无论是选择学校，还是选择学习科目，家里都给了他充分的自由，即使是在今天，许多年轻人也不曾像他那样拥有那么多的自由选择，在教育问题上，他们往往只得服从父母的决定。现在看来，扬州中学所受的六年教育对朱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就是在这六年里，他奠定了自己的知识基础和学术方向，而后者又对他日后的思想和作为领导管理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扬州中学的校长曾获得过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硕士学位，而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也使他能够得到上级政府的支持。更难得的是，他从不打算在政治上影响他的学生，而是把精力全放在了取得优秀的学习成绩上。为挑选到最好的教员，他将招聘的范围扩大到全省。他特别重视学生的英语学习，为此，他还订阅在上海出版的一份英语报纸，名为《大陆报》，张贴在学校的橱窗里，供学生练习英语阅读。首席英语教员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一所以高水平的英语教学闻名国内的美国教会大学。扬州中学文理并重，并特意建造了一栋理科实验楼，以落实注重在实验过程中掌握科学知识。该校还有一个高质量的图书馆。每年从该校毕业的学生大约有100名。他们毕业后，大多数都能考上国内最一流的大学继续深造。扬州中学也因其卓越的成绩，赢得了国内的普遍赞誉，称其为中国南方的“南开中学”，与著名的天津南开中学并称于世。而且，由于扬州中学属于省立学校，学费相对而言要比南开中学低得多。六年下来，朱九思的家庭一直都有能力供他读书。
然而，中学念完后，朱父觉得难以继续供他上大学，而是联系了一位在浙江大学担任化学系系主任的亲戚，为儿子争取了一份在浙大当秘书的差事。朱因此每月都能拿到20元薪水，还能熟悉大学的运行情况。那一年是1935年。当时的浙大校长是心理学家郭任远。郭为人相当苛刻，还处处不分青红皂白地压制学生，以至于连蒋介石都觉得，应该另请他人来担任校长。一年后，竺可桢被蒋介石任命为新一任浙大校长。这是个明智的选择。竺可桢是位杰出的科学家，早年曾在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工作。在浙江大学，他同样向世人证明了他是一位杰出的校长。他向蒋提出，必须答应他两个条件，他才会担任浙大校长。一方面，中央政府必须给予浙大更多的经费支持，另一方面，不得干涉浙大各个学术领域里的自主权。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分散迁往了国内四个不同地区，处境可谓艰难，但即使这样，竺可桢还是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华，使得浙大仍能保持其卓越的学术水平。
朱觉得，他在浙大的工作职位虽然卑微，却在思想上给了他不少“食粮”。 1936年，朱非常感激大哥说服父亲让他进大学深造。父亲建议他选择离家不远的南京中央政治大学，顺着运河乘船去那只要6个小时便到了。但朱自己却执意要去另一所大学，因为他不想在蒋介石政府的首都生活。他又一次感谢家里给他自由，让他选择了同样著名的国立武汉大学。入学后，他的主修科目是哲学和教育，副修科目为英语。
朱在武汉大学读了三个学期。第一年他选了五门教育和哲学课，涉及哲学概论、伦理学、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原理。在这些课中，只有哲学概论能够激起他的求知兴趣。他至今都记得讲授这门课的范寿康先生灵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情景。而其他课则讲得十分枯燥，只知道拿着国外的英文教科书照本宣科。与这些课相比，外语系老师的讲课质量就高多了。于是，第二年朱便转入外语系学习。直到今天，他仍能回忆起那一年所上过的几门精彩的课程。尤其是李儒勉的语音课，即使是过了60年，他也离不开当时所学知识给他的帮助。
朱永远都不会忘记1931年9月18日日军入侵中国给他大学第一年生活留下的阴影。从那时起，他开始对国家命运有了一种深切的关注。在他看来，今天的年轻人再怎样都不能理解，这一事件以及日本随后更大规模的侵略对他年轻心灵的震撼。在高中的时候，朱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与社会理论书籍，促使他如何选择自己的大学生活，并不惜一切代价决定不去南京就学。渐渐地，他对在浙大工作时见到的那些进步青年重视实际行动的观念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并为自己不是学生而不能参与他们的行动感到沮丧。当他成为了武汉大学的一名大学生，终于能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来拯救国家的前途。
事情经过是这样发生的。第一年，朱上了一门中国文学基础课，任课老师是一位相当保守的学者。这位学者对朱上交的一篇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思想倾向进行了批评，并以轻蔑的口吻称这篇文章为“无产阶级八股文”(破落八股)。这些批评令朱感到非常泄气。他把退回来的文章交给一位同学看，同学看后，立刻就介绍他加入一个由大约40名进步学生组成的秘密组织，同他们一起商讨国家大事，尽他们所能来拯救国家。虽然该组织当时没有与共产党建立正式的关系，但是它与全国各地的进步学生组织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年后的1937年10月，朱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显然，日本人侵中国对他的思想与情感所产生的影响是他作出入党决定的最大原因。他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给中国的未来带来希望。
1937年11月，朱收到哥哥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附带还有家里给他的70元钱。在信中哥哥告诉他，日军已入侵上海，不久就会进攻南京和扬州。信里有一种强烈的大祸即将临头的感觉，但哥哥仍鼓励他继续学业，如果武汉大学迁往内陆，就跟着去。然而，朱自己从收到信的那一刻开始，却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了。他已经下定决心背着家里，和另外两名刚入党的同学一起去延安。他猜想父亲和哥哥兴许不会同意他的决定，不过，他相信家里最终一定会理解并支持他的这一选择的。
回想起后来那段岁月，即从1937年到1949年，朱觉得自己能够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环境中存活下来，真是非常幸运。他时常怀念当年那些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朋友和同志。1937年12月，他到达延安，在那生活了一年。先是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6个月，直到1938年6月毕业。接着又在抗大做了3个月的政治教员。最后被派往位于另一地区的抗大分部担任指导员。鉴于延安地域狭小，物质贫困，再加上日军1938年下半年来一直对该地进行轰炸，为维持抗大的正常秩序，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敌后区建立抗大的两个分校。其中一部分迁往了陕西省的东南地区。另一部分则迁往了位于河北省石家庄西部山区的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朱记得，当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公布人员分派名单时，他才知道自己被分往了晋察冀。一切都是由上级决定的，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
1939年到1945年，朱一直都生活在晋察冀这个偏僻的山区。头三年里，他继续在抗大教书，对着一群群由于没有足够大的教室而只好坐在村庄打谷场上听课的学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发展史。当时连现成的教材都没有，所使用的教材均是凭借记忆和经验编写出来的。1942年，组织又派给他一项新任务，去另一个地区做宣传部长。该地区靠近著名的定县，晏阳初曾在此地推行过识字教育，因而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都比较高。这一年，他终于觉得可以给家里写信，打听家里最近几年来的消息了，他告诉家里他正在河北农村的一所小学当教师，但等他收到回信时，他才知道父母就是在这一年相继去世。
1946年1月，日本战败后，朱九思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后改为群众日报)的副主编，朱随之搬往热河。上级军方授权给当时在晋察冀日报担任主编的李锐，李锐便向朱发出了担任副主编的邀请。第二年，李锐又将朱送到哈尔滨买一些出版材料。就是在哈尔滨，朱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1947年春天，女友跟随朱一起回到了热河，并于1948年1月完婚。
1949年2月，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此前的一月份，朱被调往天津，在《天津日报》(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报)做了4个月的总编辑。1949年8月，他又被派往长沙中共湖南省委工作，任《湖南日报》 副总编辑及总编辑，一直到1952年12月。这几年在新闻界，他的主要职责是传达党的正确信息和政治指示，因而相对少有自由写作的机会。不过，他觉得这些年来的新闻工作大大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从而使他的思想可以涉及地方、国家以及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农业等许多领域。从1952年12月至1953年5月，他被任命为湖南省教育厅第一副厅长。
1952年12月，他得知上级将把他调往武汉。新成立的华中地区政府希望他能与第一任校长查谦一起负责华中工学院的筹建工作。中南局宣传部长(后担任武汉市委书记)对朱的工作情况十分了解，觉得他能胜任这一职位。与以往一样，这次重新分配工作任务也是组织上的决定，他服从党的安排，接受这个职位。然而对朱来说，去大学担任职务也是他自己期望已久的良机。
至此，我们该暂时告别朱九思了。在本文的六位主人公中，只有朱九思一人曾在延安和其他几个革命根据地生活工作过。朱不仅在学术上有着扎实的功底，而且还有丰富的革命经验。无论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还是在新闻及宣传战线，他都取得过辉煌的工作成绩。了解了如此丰富的经历之后，也就不难理解，从1953 年到1984年，即朱领导华中理工大学期间，为什么华中理工大学会成为一所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具有显赫声誉的大学。
潘懋元：1920-1949年在华南的成长历程
1920年，潘懋元出生于广东东北沿海毗邻福建省的汕头市。家里十分贫困，父母既没有土地，也没有职业，就像李秉德的家庭那样。父母一共生了10个小孩，但只有3个活了下来。由于贫困，家里无法供他上学。父亲和哥哥便在家里教他认字，直到8岁才把他送入当地小学三年级。课程的主要内容自然是从《三字经》开始的传统经典。小学毕业后，家里不可能再让他继续读书。于是他只好待在家里，帮助父亲碾米，做些馒头和糕点。
幸运的是，他的一位老师发现了他身上的作文天赋。在他急于受教育的节骨眼上，就是这位老师把他带到了汕头孔子学校的初中部继续求学，并减免了他的学费。他记得这位老师曾在科举考试中获得过举人头衔。初中毕业后，潘在一所小学做了几个月的教师。这段经历使他对教师工作的意义有了一定的了解，觉得如果他要以教书为业，那么他还需要学习许多东西。他决心报考汕头海滨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师。1937年到1939年，他一心一意地做好自己的教学工作，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当时的抗日活动，在当地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并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保持着联系。
1940年，他越来越觉得自己仍需要继续深造，便报考了厦门大学。为了参加考试，他在山间艰难跋涉了整整一个星期，才到达了位于福建和江西两省交界处的当时厦门大学所在地。最终他参加了考试，但却以失败告终。作为补偿，他后来获得了参加省政府举办的小学语文教师培训的机会，得以深造一年。虽然他以前学的是中国文学，并且已经发表了许多故事和文章，但他最感兴趣的却是教育。一年后，他再次报考厦门大学，这次他终于被教育系录取了。
1941年到1945年，战乱不断，条件十分艰难，但这并没有减弱他四年来的学习热情。当时在厦门大学担任教授的多是留学美国的学者，其中教育系主任李培囿还翻译过好些杜威的著作。陈景磐教授当时也在厦大教育系工作(后来他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在厦大读书期间，为了养活自己，潘先是在一所小学担任兼职教师，接着又在一所中学做兼职。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他还担任了一所县立中学教务处的处长。正因为这样，他一直都有机会将自己所学知识用于实际的教学当中去。
潘认为，杜威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而自己这些年来在厦大的学习也为日后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5年大学毕业后，潘在江西省的一所县立中学教了一段时间的书。与此同时，厦门大学也迁回了厦门市。1946年，他收到厦大校长和教育系主任的邀请，要他担任厦大附属小学的校长，并在厦大教育学院兼做助教。这期间，他发现陶行知的著作对他主持校长工作的帮助最大，于是在大学讲课时，便好好利用了他的著作。在这一点上，潘与李秉德是一致的，后者也认为陶行知的理论最符合中国教育的实际需要。遗憾的是，他们两人都没有亲自会见过陶行知。
1949年，潘29岁。这位日渐成熟的教育家、小学校长和行动主义者，已经作好了准备，要在共产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开始其崭新的职业生涯。到这里，我们对于潘懋元的叙述也就该暂告结束了。
谢希德：1921——1943年成长于书香门第
谢希德比潘懋元晚出生一年。他们似乎早已注定都要在日本入侵中国期间成为厦门大学的学生。然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谢的早期成长背景与潘所处的艰难贫困状况相比，都存在着天壤之别。谢的父亲曾在美国留学多年，先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和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谢出生于1921年。谢出生后的第一年随母亲在厦门生活。母亲当时还是厦门大学的在校学生。1925 年，母亲去世了。又过了两年，父亲从美国回来，把她带到了北京，因为父亲已受聘任教于燕京大学(李秉德1936-1937年在该校攻读研究生)。在燕京大学，父亲重新与一位研究生结了婚，并生了3个男孩。谢与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就像是自己的亲生弟弟。
在当时中国处境艰难的情况下，谢的条件无疑是相当优越的。安康的家庭生活意味着她可以获得最好的教育机会。稍长，谢便进了燕京大学附属小学，学习诸多用英语授课的课程，同时，她的中文功底也得到了良好的培育。小学毕业后，谢考进了著名的由基督教教会举办的贝满女中(Bridgeman Academy)。该校的英语教学、自然科学以及数学教学都处于很高的水平。
除了拥有这些良好的学校教育经验之外，谢还时常从父亲和继母那里获得支持和鼓励。虽然父亲曾在美国留学多年，但在家庭问题上他仍保持着中国传统观念，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像他那样，通过学习给家里带来荣耀。因此，当谢决定选择物理学时，他十分高兴，并早早地就为她到国外留学作好了准备。他还要求三个儿子将她当做榜样来学习，后来他们也都在不同的理工科领域找到了自己的学术事业。
作为学者和物理学教授，父亲是个思想开放的人，但在许多方面，他又是一位儒者。他只想自己的孩子能用心读书，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课外活动上。他尤其反对自己的孩子参加学生运动和各种直接卷入国家事务的政治运动。虽然在选择学科这一点上，谢曾让父亲感到欣慰，并取得了成功，但长大以后，她便不再按照父亲的旨意来安排生活。也许促使她养成这种独立精神的基本原因之一乃在于她所受的教育。她觉得，就这一点而言，早年在几所女子教会学校接受的中等教育是最重要的因素。
日本1937年入侵北京时，谢16岁。她在贝满女中的学业还没有结束，就必须和全家一起离开北京。她先是跟随父亲到了武汉，然后又到了长沙。暂居武汉时，她在武昌一所女子教会学校圣希理达女中(St Hilda’s)上了6个月的学,以继续她的中等教育.接着又在长沙复兴中学完成其全部中等教育。长沙复兴中学附属于由耶鲁校友建立的美国雅礼会(Yale Mission)和湖南育群学会联合创办的湘雅医科大学。因而她先后上过三所女子教会学校。她觉得这种经历使得她非常相信自己的能力。凭借这一点，她完全可以作出自己的决定和选择。作为一名女性，她已为将来的事业作好了准备。对她的成长来说，最关键的阶段是高中时期。对此，她解释道，这一时期在男女同校的班级里，女生往往会被男生的突然进步弄得黯然失色，而男生也有意要超过女生。但是在女子学校便不需为这种竞争而担忧，她那强烈的自信和领导能力就是在女子学校中逐渐养成的。
1938年，当17岁的她从中学毕业时，父亲又要前往厦门，担任厦门大学的教职。她随全家搬到厦门后，在家里休养了四年，以求能从肺结核的严重折磨中康复出来。这次染病给她留下了轻微的残疾。在她康复期间，日军侵入了华南，厦门大学被迫转移到了临近江西省的长汀。当时中国共产党曾在长汀创立了一个二级革命根据地。该党最重要的根据地则位于瑞金。长汀地处偏僻的山区，日军很难到达这里进行侵略活动。
1942年，她终于可以重新上学了，于是进了厦大数学物理系学习物理。当时只有6名学生在学物理专业，大家共用一本从他们的教授那里借来的教材。条件之艰苦由此可见一斑。还好教室里有电，但是到了关灯的时间，他们就只好点煤油灯看书了。潘懋元当时比她高一年级，就读于教育系。她认识潘，也认识潘的妻子。
就总体而言，当时在厦大读书的大多是些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们从浙江、江苏和湖北省的一流大学流亡到厦大，因为那些地区都被日军占领了。厦大学生积极参与革命运动，有许多人支持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谢很清楚这一点，但是，父亲不问政治的态度对她影响实在太大，因而没有沾染学生的激进情绪。此外，她也拒绝加入校内的国民党青年组织三青团所发起的任何活动。
1946年，她完成了在厦大的学业。当时厦大还在长汀，但正准备搬回厦门，并招收好了新一届学生。凭借父亲在学术界的关系，她获得了一个去上海沪江大学教授物理和数学的职位。沪江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隶属美国浸信会。在那，她开始准备实施早年制定的发展计划。她成功地获得了史密斯学院的奖学金，于是去美国求学与发展，并于两年后拿到硕士学位。接着又考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在麻省理工学院，她只用了短短两年半的时间，就拿到了半导体专业的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她继续留在美国，和一个固体物理学研究小组进行了6个月的合作研究。
这段时间对她的科学事业发展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她与父亲的分歧也越来越尖锐。1946年，父亲来到菲律宾，任教于马尼拉东方大学。然后由于不满意菲律宾的居住条件，又去了台湾。读高中时，谢便有了一位男友。他也是一名优秀的理科生，后考入北京燕京大学。抗日战争期间，燕京大学迁往成都，与华西大学并为一体。他也随同去了成都，并于1943年在那里毕业。他认识李约瑟博士，还曾在李约瑟博士亲手建立的研究中心工作过。1946年，他获得了庚子赔款留学金，得以前往剑桥大学学习化学。虽然，谢的父亲主张婚姻自由，但对自己的女儿却是另外一种态度。起初他并不接受女儿的男朋友，直到1946年，他得知女儿的男友获得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并且与李约瑟博士有交往，他才勉强同意了他们的订婚。父女之间的第二次更为激烈的冲突发生在她拿到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决定回国的时候。父亲写了很多信要求她留在美国，但是她和未婚夫都执意要回到中国。数年来，他们的书信频繁来往于两所“剑桥”。只是当时东西方正处于冷战气氛的笼罩之下，她很难实现回到中国的愿望。在李约瑟博士的帮助下，她获许可以访问英国。在剑桥附近的英国圣公会教堂里，她和未婚夫举行了婚礼。人们称这一教区的牧师为“红色教士”，因为他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同情。
1952年，他们搭乘“广州号”，踏上了回国的旅途，航行数个月后，平安到达了上海。
他们在当时处境艰难而且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作出了回国决定，与其说他们这样做是经过斗争或自我拷问的结果，毋宁说是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他们都很想把自己在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学里学到的科学知识用来建设自己的祖国。回国后不久，即1956年，他们互相没有告诉对方，而分别在各自工作的单位提出了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有趣的是，他们竟在同一天被各自单位的组织上批准入党。这些都说明，他们决定回国与他们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思想有关。
父亲没有办法干涉她作出回国发展的决定。从此他拒绝认领她回国后寄给他的所有信件和包裹。1986年，父亲在台湾去世。34年来，也就是从1952年开始，他都没有和他惟一的女儿有过一点联系。令她感到无比欣慰的是，一位朋友把她父亲死后留下的一部分遗物交给了她。她发现自己结婚以后寄给父亲的所有照片一直都被父亲完整地保留着。1998年秋天，她回想起过去，觉得父亲是个意志坚定甚至有些固执的人，一个基督徒，但首先是位不折不扣的学者。而她自己的性格何尝不是如此，与父亲在性格上实在是太相像了。1997年，她第一次来到台湾。亲自踏上这片刻着父亲最后20年生活足迹的土地，这片19世纪晚期祖父曾带着幼年的父亲谋生的土地，她怎能不感到一种由衷的安慰。
到此关于谢希德成长经历的叙述便该告一段落了。1952年，这位杰出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年轻物理学家和丈夫在上海安下了家。他们决心要用自己学来的知识和技术，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并满怀希望地期待着未来他们的事业能更令自己满意。虽然她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与李秉德、朱九思、潘懋元有很大的区别，但当她准备好要献身于复旦大学的教育事业时，她的抱负和理想却丝毫不比他们准备献身于西北师范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和厦门大学时所表现出来的逊色。
汪永铨：1929——1949年在北京及内地的成长经历
汪永铨，本文的第四位主人公出生于1929年。与李秉德和潘懋元一样，他的父亲也是贫苦农家出身，不同仅在于后者的籍贯是在湖北。父亲的几个兄长全是农民，但是他们积攒了一笔钱，使得他可以去武汉一所不错的中学读书。接着汪父又成功考取了北京大学。1917年，汪父去了法国，参加了著名的留法学生勤工俭学运动。他在里昂大学学习哲学和逻辑学，于1925年回国。去法国之前，在家里的安排下，他娶了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家独生女子并有了一个女儿。回 国后，他与妻子住在上海，直到8个月后汪永铨出生，全家又迁往北京。此时，父亲已受聘任教于北京大学和中法大学。
汪的最初7年是在快乐中度过的。全家住在一间老式的四合院里，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却深谙儒家传统的贤淑之道，尽心尽力抚养小孩，与父亲的婚姻也很和谐幸福。父亲这些年来虽然一直在学习西方哲学，却依旧是个严肃的儒者，非常重视儒家的一系列道德观念，如明辨社会等级，孝顺长辈，忠诚于国家，真诚对待朋友。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他看来，佛教与道教显得有些消极悲观，而儒家思想则可以让人奋发向上，并给社会带来和谐。
1937年，汪刚满8岁时，日军入侵北京，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汪一家的宁静生活也被打乱了。我们知道，在这一时期，李秉德被迫放弃了燕京大学的洛克菲勒奖学金，朱九思决定离校前往延安，潘懋元则刚刚开始他在福建农村小学的教学活动。而对8岁的汪永铨来说，日军入侵则意味着他在此后的数年里无法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父亲匆忙离开了北京，大学已被日军占领，他不想为日本人服务。临走前，他还叮嘱妻子，不要让孩子去日本人控制的学校上学。
在等待与父亲团聚的两三年里，汪一直在家里跟随姐姐学习。父亲先是去了武汉，接着又去了桂林。到了昆明后，他才把全家接过来。当时许多大学都搬到了昆明，如后来合并成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此外还有中法大学。汪头一年上的学校便是中法大学附属中学。1940年，父亲迁往重庆，任教于四川大学，于是汪又转入四川大学附属中学。在他上过的两所中学里，任课老师都是副教授，他们一边在大学教书，还一边腾出时间在中学教书。他记得这些老师的教学非常出色，尤其是英语、国文和数学老师。有时候，数学老师和自然科学老师还用英语上课。当然，印象最深的还数英语课。英语老师不仅让学生熟练地掌握了语言，而且还完整地介绍了英语文化。在这一点上，他特别怀念的经历是，有一次，英语老师在课堂上介绍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竟然唱了起来。
但是，他觉得，对他的成长来说，更重要的阶段还数中学快毕业的那段时间。当时母亲得了重病，父亲每天都要过河去大学教书，他只好承担起全部的家务，买米买菜，洗衣做饭，样样都干过。1941年，母亲去世了，当时他只有12岁。回顾起这一年，他认为自己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他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自立起来，并觉得只要自己努力，即使环境再艰难，也没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
一年后，父亲来到毗邻汉中位于陕西省境内的西北联合大学。昆明的西南联大哲学系控制在留美学者手中，而西北联大则是欧洲哲学学者的聚集地，去西北联大能让他觉得更舒适些。1943年，父亲与来自四川大学的一位数学教授结了婚。汪觉得她是个好继母。
汪特别喜欢中国文学，因此很想在中学毕业后去中国传统学院或书院学习，但是，继母却认为他应该学点实用的东西，以保障日后能有实际的生存本领，至于中国文学，仍可以把它当成业余时间的一种爱好。结果，1946年，他通过了入学考试，进了清华大学物理系。1950年毕业。此时，父亲和继母也已返回北京。父亲任教于北京大学。
在儒家精神的熏陶下，汪一直都很听从家庭的安排，他觉得自己从未想过要反叛这个世界。对他的成长来说，家庭影响远比学校教育重要。父母会不时地查看他写的日记。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他在清华念书的几年中，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心扑在学业上，只是参与过几次非常重大的示威游行活动。他记得特别清楚的是，1948年离北京解放只有两个月时发生的那场清华学生大辩论，辩论主题为：苏联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帝国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结果，清华学生的这场辩论认为苏联是个帝国主义国家，不过问题仍可以继续讨论，同时也允许一部分人保留其相反的观点。
1949年2月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时，汪正在清华读四年级，不久就要从物理系毕业。父亲和继母也都回到了北京，在大学里教书。这时候，汪的信仰开始发生变化，原先从父亲那学来的对家庭以及儒家价值体系的绝对忠诚，渐渐让位于坚决相信共产党必将领导中国未来前进的方向。
鲁洁：1930——1949年在上海的成长经历
鲁洁1930年出生于上海。家庭条件在当时来说还算优越，但这种优越却是经过许多波折才获得的。她的祖父是四川郎中县人，乘车去省府成都市需要12小时，步行去则更费时。祖父在艰难的环境里做了点小生意，仅养育了一个儿子，而且幼年时候就成了一名孤儿。 她的父亲有条件上了教会学校，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以至于教会想把他培养成神职人员。他起初喜欢的是医学，最后又选择了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勤工俭学运动的支持下，他和其他四川农家子弟一起来到法国留学(我们知道，汪永铨的父亲也参加了勤工俭学运动)。他在法国的工作是担任翻译，这样他就为日后深造积攒了一笔经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便返回了中国。教会继续为他提供了资助，再加上自己的积攒，他得以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在杜威门下学习教育和心理学。在哥大，他认识了陈鹤琴和陶行知，并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1922年返回中国后，他曾任教于杭州浙江大学，但时间很短暂。接着他又去了上海私立的大夏大学。实际上，后来一直到1949年，他的教学生涯都是在大夏大学度过的。大夏大学位于上海西郊，校园景色优美。1950年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便是在大夏大学的原址基础上扩建而成，并且自成立起，该校就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排头兵之一。 1923年，他向银行贷款，在校园附近买下一块地皮，建造了自己的住宅。在这所宽大的住宅里，鲁洁印象深刻的是那间书房，里面堆满了父亲最喜欢的书籍。
在鲁洁的一生中，母亲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她的家庭背景与其丈夫截然不同，而是出生于上海一个拥有地产的富裕家庭。她早年就读于圣玛丽学校。这是一所与著名的圣约翰大学有着密切关系的女子学校。父母曾给她选了一位丈夫，但被她拒绝了。快30岁了，她依然保持单身，只想着做好自己的家庭教师工作。当她看中一位既没有钱又没有地产的外地人时，遭到了家里的强烈反对。由于她的丈夫是大学教授，家里才慢慢改变了立场。鲁洁觉得，母亲的独立意识与选择，对当时的妇女来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而这一点对她自己的成长显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家庭教育太重要了。鲁洁记得，严厉的父母非常重视三位子女的教育问题。最大的孩子是个女儿，出生于1923年。老二是个儿子，名叫鲁平，出生于1927年。老三鲁洁，出生于1930年。父母想方设法让子女们知道，父母对他们的教育有很高的期望，所以他们应该努力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虽然按照他们的儒家观念，子女必须尊重长辈和家庭的意见，但与一般情形不同的是，他们在事业选择以及其他生活问题上却给予孩子绝对的自由。父亲的教育理念深受杜威的影响，再加上母亲的独立精神，结果，他们的家庭充满着一股民主自由的气氛，这在当时社会并不多见。
鲁洁的童年生活非常幸福。住的是父亲那所宽大的府宅，上的是现代化的大学附属幼儿园。她记得自己3岁时就在母亲的教导下学习汉字，这使得她的识字量远远多于幼儿园所教的数量。5岁时，鲁洁开始和其他教授子女一起上小学。所在学校由上海市政议会提供资助，是当时上海几所进步主义小学之一，校长则是大名鼎鼎的陈鹤琴。
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时，鲁洁才7岁大。她的田园诗般的童年生活开始破碎。父亲的住宅被日军毁坏了，全家只好躲到租界的一间狭小公寓里避难。父亲将自己钟爱的书籍分散交给了朋友和亲戚保管，从此他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拥有优越的书房。鲁洁特意提到，她的哥哥鲁平，也就是那位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期曾担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的知名人士，之所以没有私人藏书的习惯，就是因为父亲那些年遭遇的书籍流失事件给他留下了伤害。
上海沦陷期间，她的父亲没有眼随大夏大学迁往贵阳，而是选择继续留在上海，负责大夏学校的日常运行。鲁洁认为，父亲在作出这一选择之前，是得到人们充分信任的，因为他非常忠于职守，而且与政治一点牵连也没有。这项工作使父亲承担了很大的风险。鲁洁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天他收到日本占领当局的一封恐吓信，要他加人汪精卫手下的汉奸队伍。父亲只好立即飞往贵阳，一直等到他觉得日军不再注意大夏学校，他才重新回到了上海。但是，整个战争期间，家都一直没有搬出上海。鲁洁当时在一所天主教女子学校上学，该校所属的震旦大学是一所法国天主教会大学。与以前那所陈鹤琴担任校长的进步主义小学明显不同的是，这所女子学校执行的是严格的修女式的训练。父亲认为这种教育对她有好处。该校校长俞庆棠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女教育家，教师除了欧洲修女以外，还有许多中国人。鲁洁觉得，总的来说，这所教会学校对她的影响是积极的，修女们非常关心学生，并且富有耐心，从来不对学生发脾气。
上中学的那几年里，她目睹了日军的残暴以及各种中国民众的反抗事件，只是由于年纪尚小，她无法参与进去。她记得当时日本士兵骑在马上，袭击街上行走的市民。她还记得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后，她所在的学校成了难民营，收留了许多从上海各地逃来的修女。当时日本当局霸道地认为女子学校必须教授日语，便派了一名男教师来教日语，但是不到一个星期，这位教师便放弃了，因为所有的学生都痛恨日语，没有人愿意学它。
这段时期对鲁洁形成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倾向非常重要。战争结束后，她记得许多庆祝活动都把蒋介石当成了英雄，她也参加了庆祝活动。然而，很快人们就发现情况并没有多大实质性的改变，中国依然是个软弱的容易遭受侵略的国家。尽管与英、法、美和苏联一样，中国也被称为五大战胜国之一，但贫困和经济危机却使得她的处境越来越糟糕。她告诉我们，战后，她是多么痛恨在上海见到美国士兵，尤其是那场臭名昭著的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事件，更给她心灵带来过深刻的伤害。
1947年，战争结束两年以后，鲁洁完成了其中学学业。她从未想过上大学会有什么问题，但是该到哪去上大学呢？她哥哥选择了去圣约翰大学读农科，姐姐则选择了大夏大学的化学，两人都没有离开上海。她决心离开上海，这样自己可以更独立些，于是选择了去南京金陵女子学院攻读化学。父亲对她的选择感到高兴，该院的女院长吴贻芳，曾在美国获得过生物学博士学位，是他非常尊敬的一位学者。在金陵女子学院学了一段时间化学后，鲁洁觉得这门专业太枯燥了，便从第二学年开始转入社会学系，主修儿童福利事业。她沉浸于儿童工作之中，忘却了战乱之苦。她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创办一所孤儿院。
她写信把自己从化学转入教育的事情告诉父亲，父亲知道后很高兴，并给她写了一封四页的回信，以表达他是多么高兴，终于有一个孩子自由选择了和自己当年一样的专业。显然，父亲很看重自己的小孩能够作出完全自由的选择，不仅如此，他还在信中大谈教育的意义与价值，这表明鲁洁的选择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莫大的安慰。二年级结束后，鲁洁不幸染上肺结核。她只好回家养病。两年后，也就是1952年，她重新回到了学校，此时的教育系已划归新成立的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并于1953年毕业。
这一家经历了许多极其困难的时期，从抗日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内战，父亲一直都很担心孩子们的处境，因为他们越来越陷入当时的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他也在筹划自己的将来，最终于1949年决定前往香港。
鲁洁觉得，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以下三个因素：家庭、学校以及青年时期中国的政治形势。正是由于第三个因素，她认为自己和哥哥很早就已在政治上变得成熟起来，并且都觉得该为国家作出牺牲。父亲作了最大的努力来劝说他们去国外留学，他不仅为哥哥争取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奖学金名额，而且叫她填写去美国留学的申请表。现在经常有人问鲁洁是否后悔当初的选择，尤其是她的许多朋友和同学都去国外留学，过上了另一种生活，但她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她作出的决定是很合理的，而不是感情用事。她从没有改变过这一立场，即使1949年以后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她仍然认为自己当初选择留在国内绝对是正确的。
不过，子女们的选择倒是使父母的晚年生活显得有些艰难。50年代初期，无论是漂泊香港，还是暂居台湾，他们都非常想念自己的孩子。1958年，他们回到了中国大陆，得到的消息却是大女儿已经去世。“文革”时期，儿子鲁平被派到河南农村，他们也跟随前往。
在那，他们的生活环境十分险恶。1977年，父亲去世。接着1978年，与女儿在南京生活了一年以后，母亲也去世了。就这样，前后40年的时间里，父母都没有机会回到上海老家，两位老人在20世纪初就已开始憧憬的事业追求和家庭稳定最后都成了终生的遗憾。
1953年，23岁的鲁洁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了。之后，学校把她留了下来，担任政治指导员。这项工作不仅要求学术上的成绩，而且要求一定的政治资历，鲁洁于40年代晚期加入地下党，因而是少数几个符合条件的人之一。她的丈夫也是一名宣过誓的共产党员，在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担任系主任。他们一致认为中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得以摆脱战争和压迫，并走上了一条正确的积极发展经济、维护社会公正的前进道路。在这所新成立的省属大学里，他们克己奉公，着实起到了模范的带头作用。在为自己深爱的中国作出贡献这一点上，她与丈夫真可谓是“各领风骚，比翼双飞”。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事业，1949——1978
到这里，我们所叙述的每个生活故事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让我们来看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头30年里，每位教育家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和想法。此时，李秉德37岁。这位燕京大学研究生，曾在欧洲研究学习过两年，此后又回到河南大学担任副教授。朱九思33岁，曾是一所名牌中学和武汉大学的高才生，接着成为一名革命知识分子，在高教领导、教学以及新闻战线辛勤耕耘了13年。潘懋元29岁，厦门大学毕业之后，在中小学教育领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解放后，被任命为厦门大学附属小学校长和教育学院的助教。谢希德28岁，正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攻读博士学位，并已经作好学成回国的决定。汪永铨20岁，即将从中国最著名的高校之一清华大学毕业的他此刻正憧憬着他的第一份工作。鲁洁19岁，由于染上了肺结核病，正在家中修养，但已作好决定只要病情一好转，就返回学校继续求学，并准备将自己的青春和智慧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从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家庭和早期教育的缘故，他们六个人都曾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和哲学(主要是儒家规范)的影响。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留美学者的介绍，接触到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欧洲思想对他们的影响相对来说就小一些。六个人当中，只有李秉德和谢希德有过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而朱九思则是惟一一个在思想和实践方面均深受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影响的人。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及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决定向苏联靠拢，采纳其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这些对他们来说是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不仅大部分事业都是在这一新时期展开的，而且教育思想也是在这一时期定型的。接下来，我们便来听听他们对这30年经历的叙述。
李秉德：西北地区的先行者
1949年，为了与妻子和五个孩子团聚，也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李秉德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欧洲。与他一同回国的还有14名在法国、瑞典、丹麦及欧洲其他地区公费留学的留学生，而另外一些人则滞留下来，他们要看看将会发生什么。
在开国大典后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李秉德回国后，立刻就接到了北京教育部的指示，被派往华北大学。该校是共产党在革命斗争期间创立的，1950年改名为人民大学，作为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典范之一。当时所有在国外学习的人文社会学者都将被安排到该校来学习，而那些在国外学习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学者，比如，他那两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弟弟，则没有这个要求。
虽然以前从未接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李还是欣然接受了上级布置给他的学习任务。他相信抗战、内战结束后，中国现在正处于和平时期。当时和他一起参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班的有一大批人。有的比较年轻，有的则步入老年，其中有一位正是当年曾在河南大学教过他并在国民党政府担任高级官员的邰爽秋老教授。
1950年6月，也就是回国9个月以后，上级才给他分派工作任务。一切是那么突然。那时他住在离颐和园不远的北京西郊，有一天他应邀进城拜访辅仁大学的教务长，商讨担任该校教授事宜。回来后的第二天，他便接到了教育部的通知，说他的工作上边已安排妥当，他应立即收拾好行装，准备前往就任。那天中午，教育部设宴招待了他和其他10位留欧留美学者。午饭结束后，教育部宣布了他们11个人的去向：8位留美学者被分往东北地区，剩下3人则被分往西北地区，他们当中有一位是留美学者，一位是留法学者，李留学瑞士。其中有两个人学的是教育专业，还有一位学的是艺术专业。按计划，他们3人得先到位于西安市的西北地区教育局报到，然后再由教育局分配到下面的大学。另一位教育专业毕业的学者叫朱勃，家在西南地区的云南省，教育局把他留在了西安新建立的陕西师范大学，而把李秉德分派到位于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局这样安排，是因为觉得李秉德是河南人，更能适应偏僻的大西北环境。那位学艺术的则被分配到了兰州大学。
他最初到达兰州是在1950年6月。妻子在人民大学学习完一段时间后，带着5个孩子于年底与他团聚。很快，他就被任命为教授，并担任教务处处长。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免去所有公职，工资也降了两级，由原来的283元变为208元，但保留了教授头衔和教学岗位。直到1959年，他的右派帽子才被摘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再次遭受打击。上头给他的处置是将他派往大学附属小学任教。然而，在他看来，这一处分却再好不过了。他兴致勃勃地准备语文和数学课的教学材料，在一定意义上，这让他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早年的课堂教学实验。
他记得20世纪50年代，由于苏联教育理念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他以前所学的一切，特别是与美国相关的东西，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这一时期的教育给人一种极其单调的印象，只有一套教育理念。特别是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思想，几乎主宰了所有的教育理论。
这与民国时期的状况截然不同。那时教育界的学术气氛相当活跃，群体之间互相展开争论，任何一方都有保留各自观点的权利。虽然没有苏联专家直接在西北师范大学主持工作，但确实有几位苏联专家前来访问过，他们在教育部官员的陪同下，检查工作进展情况，并就他们看到的一切指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
1958年放弃苏联模式，以及60年代初期依然严峻的局势，使李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中国教育领域再次发生这种事情，即国外的一套理念还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便被否定了。在他看来，这两个方面的矛盾一直以来都没有解决好，一是“中体西用”，二是全面西化或苏联化。1978年“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邓小平时代，他觉得此时深层的问题乃在于如何有机地整合中西教育理念，建构适合中国当代国情的教育体系。
1979年，李秉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80年至1983年期间担任西北师范大学的校长。在这几年里，他不仅一直在努力提高西北师大的学术水平，而且与美国、欧洲的大学建立起了互助互益的交流关系。当然，这还不是他最重要的成就。最重要的成就都是他从校长位置上退下来后取得的。当时他已71岁高龄，却编著了一系列的学术专著和教科书，并为西北乃至全国培养了许多硕士和博士。
朱九思与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
朱九思认为，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以及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长期艰苦卓绝的集体努力达到了一个顶峰。从此，中国不仅推翻了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而且赶走了日本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势力。50年后，当朱回忆起那些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朋友同志时，禁不住总要热泪盈眶。他真是有些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能幸免于难，并继续为国家建设服务了这么多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他将这一奇迹解释为一种偶然而不是历史的必然。
他接到上级通知，要他调离湖南省教育厅的职位，前往武汉一所新成立的工学院主持工作。他很高兴上级能给他这样一个机会。为了参与新学院的筹备，他于1953年5月搬到武汉。1953年11月，新学院正式成立。1955年他担任了该校的副校长。1956年，他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1961年他成为该校的党委书记。 1972年到1984年期间，他的职务是校长兼党委书记。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学院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他的这一特殊地位甚至还能对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产生影响。
就总体而言，朱觉得1952年至1953年学习苏联模式所产生的效果还是积极的，因为这一做法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所需的各类高级人才打下了基础。通过重新组合，1949年之前的一些优秀的私立院校，包括基督教会大学，被吸纳进了新的教育体系，而那些没有任何发展前途的院校则被取消。当然，朱并不会因此否认这次整改的某些失误之处。在他看来，由于学习苏联时表现得过于教条化，国统期一些著名公立院校的办学实力都呈现出了弱化的趋势。这些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其中清华大学与浙江大学被改为以理工科为主之后，它们原有的基础学科以及人文学科和那些杰出的学者都划归了其他院校，从而破坏了它们早期形成的学术传统。同样，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按照苏联模式被改为综合性大学以后，其原有的学科，如教育、医学、农业和理工，也划到了其他院校去。在这一点上，朱认为这样做实在有些得不偿失。在他担任华中工学院领导期间，我们将看到，这些观点自一开始就影响了他的发展构思。
按照进度安排，第一年的任务是在武昌郊区选一宜人之处建设新校园。武昌乃武汉三镇之一，武汉即是由它和另外两个姊妹城区汉口、汉阳组成。当然，就学院建设而言，真正具有挑战意义的事情还应数确立自己的崭新形象，要知道该学院的师生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五所院校。1956年，新校园建设全部竣工，今后10年内如何在某些学科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也随之提上了议事日程。大跃进时期，由于强调要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工业化，该校的办学规模迅速扩大，原来的4个系8个专业突然之间就变成了8个系37个专业。朱觉得这一盲目扩张行动存在着诸多失误，有许多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大跃进期间，他提出了两个后来成为其高等教育思想核心内容的观点。一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这一点明显不同于苏联模式，后者认为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教学，至于科研应由专门的科研机构来承担；二是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并重。1958 年华中工学院新增科目，如数学、物理和化学，都属于专业工程教育所必须的基础学科。然而到了1961年，当《高教六十条》决定恢复旧有的学术发展路线时，这些新增科目又全部被删除了。对此，朱觉得非常可惜。
不过，总的来说，朱仍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1958-1960年看成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时期，这表明人们意识到了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不顾中国国情，一味照搬苏联模式。他提到了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其中最后一点就是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他希望与世界各国人民发展一种互惠的关系，这样做是为了借鉴他们的长处，但毛同时也强调了批判在借鉴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克服其中的缺点和错误，避免机械地照搬。毛还指出这一方针同样适应于发展中国与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并批评了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过程中出现的教条主义错误⑩。朱提到，1978年当毛泽东的讲话公开出版时，这些观点全都加了进去，它们对解决苏联模式遗留的问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朱最深刻也是最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等教育思想形成于“文革”期间。在“文革”期间，1968年所有的大学教师都被派往乡下去接受农民的教育。在当时的氛围中，人人都担心中国的大学教育将没有任何前途，但是，毛泽东1968年发布的指示，即“大学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理工院校”，又使他们看到了一些希望。朱重新回到大学是在1970年，其他人一年后才得以返校。这一年里朱思考了很多问题。校园一片混乱，还迁进来一家工厂，占用了好几幢教学楼。而在他手下工作的也只有少数几名技术工人。他所有的书籍都被批斗他的红卫兵毁坏了。因此，就像当年在解放区的情形一样，他再次依靠经验和记忆来进行教学。令他备受鼓舞的是，负责大学管理的刘昆山是一位尊重知识的军队干部，当年他曾领导过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人宣传队工作，他很支持以新的思路来发展大学的教育事业。
在朱的构思下，华中工学院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得该校在邓小平提出“三个面向”之前这段时期里一直都是中国具有影响的大学。而朱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又与解放前有过的两次经历密切相关。第一是他在扬州中学度过的六年时光，这一点前面我们已作过介绍；第二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所钦佩的杰出大学校长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包括北大的蔡元培，浙大的竺可桢，以及先是担任南开大学校长、后来抗战时期又作为西南联大的领导者之一的张伯苓。
扬州中学出色的办学水平留给他的印象使他意识到，对于一所学校来说，最关键的资源乃是人才。他无法忘记当时的校长是如何辛苦地到全省各地去招聘最优秀的教员。在这点精神的鼓舞下，再加上以他在华中理工大学的政治地位和人缘关系，1974年到1983年间，他从全国各地总共吸引了大约600名学者前来华中理工大学工作。而在这段时期里，其他许多大学却依然没有彻底扭转“文革”所造成的破乱局面。除了引进新人才之外，朱还为原先就在该校工作的教员，尤其是那些在学术瘫痪时期录用的教员，开设了英语和数学进修课程。此举是为了培养他们利用国际信息资源以及进行量化基础研究的能力。从中可以看出，扬州中学一贯重视英语教学所给予他的启发。此外，在教员专业发展方面，他还实施了一系列的激励制度，比如恢复原有的学术职称和提供晋升机会。
他当然不会忘记当年扬州中学的那幢理科实验楼，以及扬州中学校长一手创建的那座非凡的图书馆。事实也是，在华中理工大学发展初期，他就想到了这些不可缺少的设备，并花了很大力气去建设实验室，搜寻关键的仪器和图书资料。在当时的条件下，想要获得这些资源无疑是极其艰难的，为此该校领导确实必须竭尽全力。
国统期知名校长对朱也有积极的影响。他发现，与教学一样，科研也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说科研乃是改善教学的基本动力。为创造条件贯彻这一精神，他实施了好几项计划，一步一步地朝目标努力。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一个科教组(组长是李四光)，他以湖北省10名代表之一的身份参加了这个组。会议期间，他在北京逗留了3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国家各部委，如机械部和电子工业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从中他不仅了解到了各部门对科研的迫切需要，而且还发现可以在相关领域里创立一系列的新学科。最后，他从那些急需进行科研的部门那里获得了资金支持，并在激光和电子等领域设计了10个新学科。令他高兴的事还不止这一点。回到武汉后，学校领导也就是那位军队干部刘昆山也对他的这些想法表示全力支持。为增强学校的科研实力，他在早期采取的另一项重要计划是创办两份搜集国际科研信息的期刊。一份是《国外科技动态》，专门报道国际科技领域的发展状况，使国内能够及时了解国际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另一份刊物《科技译报》则把国际上与科技相关的重要文献挑选出来，并翻译成中文。为办好这两份刊物，由学校学术带头人组成的工作组经常要到各地区的重点图书馆去搜集资料，可谓是尽心尽力。
这些努力，即招聘优秀教员，以及在专业发展上给科研人员不断提供支持，包括确保一定数量的研究基金和收集国外科研信息等等，使得朱所在大学的办学水平在这一时期里遥遥领先于其他院校。1977年邓小平执政以后，实施了改革开放战略，这为朱九思的教育思想日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他很想将华中理工大学发展成一所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但在1978年以前，他却不可能落实这一想法。早年的中学教育以及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留给他的记忆，使他萌发了这一想法。1979年他访问了美国和日本，期间的所见所闻证实他的这一想法是可行的。然而在这之前，他所能做的只是反复指出，他引进的一批新学者具有很强的科研潜力。他尽力为这些学者的发展创造条件，但直到 80年代，他的想法才得以真正落实。
或许朱九思执意改革大学教育的决心，以及他在“文革”结束后的那段困难时期具体落实想法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与他早年那种集政治、学术和文化于一体的奇特经历有着紧密的联系。还在读书期间，他就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事业奋斗，而且是不惜一切代价。这一经历不仅奠定了日后他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显赫地位，而且还使他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政治风波，都能在思想和行为上保持一种自信、果断的姿态。与他相比，高教界许多人士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作为一名曾在党的高等教育机构工作多年的革命者，他自然清楚“文革”时期所推行的“延安模式”的可行性和局限性。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早年经历以及国统区大学对他的积极影响。在构思新中国大学发展蓝图时，他便吸收了其中的优点。在他的思想中，他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和辩证唯物主义，但思想开放，而他诚实的人格以及对国家的无限热爱也来源于他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
潘懋元和教育研究新领域的发展
对潘懋元来说，革命胜利意味着新教育生涯的开始。解放后，他留在厦门大学任教。1951年，当李秉德被调往兰州工作时，他则被派到人民大学学习教育。他所在的班级规模较小，里面的人和他一样都曾是教育系的毕业生。另一个班级规模稍大一些，学员都是干部，他们均获得过初级学位，此次接受再教育是为了能胜任将来的教育领导岗位。在潘懋元的班上，有好几位学者后来都成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知名教授，包括教育哲学家黄济，教育学家王策三和王天一，心理学家张直光。
6个月后，人民大学完成院系调整工作，原来的教育系划归了北京师范大学。潘懋元也随之前往，在那里度过了后半学期。他至今还记得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教育原理的4位苏联学者，但是，所学的那点俄语则全忘光了。苏联教育重视教学质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看来，美国教育固然生动活泼，但它终归不大适合解放后中国建立的那套严肃且强调纪律的教育制度。相比之下，苏联教育则显得正规有序，因此很值得中国借鉴以建立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体系，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工程和自然科学。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潘认为实施苏联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仅培养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人才，而且还使教育及专业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不过，他同时也指出，后来这种做法变得越来越机械，缺少灵活性，以至不能满足条件变化的需要。
在北京学习一年后，潘便被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叫了回来，为学校制定全部专业的教学计划。学校安排他在教务处担任科长一职。当时所有教学改革都是以苏联课程为参照。在工作的过程中，他渐渐发现苏联课程模式确实是要求严格，而且水平甚高。
1954年，厦门大学也迎来了1952年首先在北京进行接着又向全国六大区推广的院系调整王作。按照苏联模式的规定，综合性大学的教学重点应集中在人文与自然科学两大领域，而不该设有教育系，以及其他专业性的教育，例如医学、工程和农业。因此，厦门大学教育系只好迁往福州，成为省属院校福建师范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潘懋元很想与教育系一起搬到福州，专心于教育史的研究与教学。但厦大校长却不舍得让他离去，因为他知道，厦大有许多专业的学生，如生物、物理、数学和历史，在毕业后很可能会去中学当老师，所以必须为他们开设一些必须的课程，包括教育理论、教学方法和教育实习，这些课程都需要潘懋元继续留在厦大工作。
就这样，潘懋元承担起了双重任务：既要讲授教育学课程，又要为学校所有人文和自然科学学科制定新的教学计划。这种位置无疑为他从整体上把握5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创造了一个理想的条件。 在他看来，苏联模式与中国传统有相似之处，如重视系统的知识传授，强调打好基础，所以很适合在中国推行。遗憾的是，也许是由于厦门远离北京和华东这两个重点地区(当然还有其他因素), 因此没有苏联专家前来厦大工作，而只有少数几个教师在这里教授俄语。
1956年，36岁的潘懋元突然发觉，他以前所学的教育学以及教学方法只对中小学教育有效，因而必须采用一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式来构建高等教育思想和理论。这一发现改变了他的专业方向，从此他全心投入高等教育研究。他先是在厦门大学的《学术论坛》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开展高等教育理论以及教学方法研究的必要性的文章。接着，他又和几位同事一起编辑出版了一本高等教育理论专著。该书一出版就被分发到全国各地的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可以说是新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理论著作。
同年还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此次会议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潘因此觉得形势正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然而，毛泽东很快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他的领导下，1958年教育领域也进行了一场革命。虽然他同意要在教育内容和方法方面加强中国自己的民族性，但当时谁也弄不清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结果整个运动过程呈现出激烈的政治色彩，连学生都被拉进来编写教学大纲、从事教育研究。在潘看来，这样做显然超过了学生的能力范围，或者说，这样做固然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但决不可能通过这一途径实现教育理论研究的复兴。
这一时期还针对1952年的院校调整实施了一些改正，以弥补院系调整给南方省区带来的损失(尤其是理工科方面)。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1952年，为支持建立南京工学院(东吴大学)，教育部从厦门大学抽调了一部分理工科人员，而剩下的那部分人员也被调往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样就使得福建省在重要的理工科教育领域几乎是空白一片。1958年，福建省决定建立福州大学，于是又将原有的部分理工科人员从南京等地重新招了回来。在最初的几年里，厦门大学也为福州大学开展基础性的自然科学教学工作提供了诸多帮助。在这一点上，值得一提的人是后来当选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著名科学家卢嘉锡。他早年曾在厦门大学担任教务处副处长和校长助理，1958年福州大学成立后，他被调往该校担任副校长。
虽然1958年的高等教育重新调整工作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就总体而言，潘仍认为，此时的中国高等教育正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发展，最终陷入了更具灾难性的“文革”洪流中。1964年，潘被邀请到位于北京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从事教育理论研究。与他同在一个小组工作的还有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刘佛年、沈阳师范学院的李方等等研究人员。他们的任务是撰写有关苏联教育影响的批判性文章。但这个小组工作不到一年便被解散了。之后潘留在北京亲眼目睹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过程。最终厦门大学造反派把他从北京叫了回来。幸好当时的造反派正忙于其他事情，而且许多人都出去“搞串联”去了。潘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待在校园，每天除了参加劳动之外，还要向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写交代报告。此时惟一令他感到高兴的事情是他和家人得以重新团聚。
毫无疑问，这段时期潘觉得非常失落。50年代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被错误地认为是苏联修正主义，从而导致一种无法弥补的空白。不仅如此，那些早年曾滋养过他的中国传统思想与教育也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总之，这一切对他来说不啻是一种彻底的推翻，原来的全部努力皆随之付之东流。
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1978年邓小平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潘懋元才得以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即建立一个全新的教育研究领域。1978年，厦门大学批准成立中国第一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198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和福建教育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潘的专著《高等教育学》。如果说，在这一时期，朱九思是决策及其相关的实践领域里的权威人物，那么，潘懋元无疑就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开路先锋。
谢希德：社会主义时期起伏跌荡的科学事业
谢希德及其丈夫之所以选择到上海来发展事业，是因为上海乃中国知识分子云集之地，在那他们可以集中精力追求自己的专业兴趣。早在1946年去美国深造之前，谢希德就已经在上海工作过一年。回到上海后，她的丈夫也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生理学研究所这一理想单位从事自己喜爱的生物化学研究工作。那时他们居住在上海西南市郊环境安宁的岳阳路，丈夫的研究所就在附近，而那所中国著名的现代高等学府始建于1896年的交通大学也距离不远。
虽然中国现在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轨道，而且毛泽东也宣布了“妇女撑起半边天”，但给谢希德分配工作时，上级仍是从满足她丈夫的要求来考虑的，并由她丈夫的单位出面联系，最后她被分到交通大学，在一名物理学教授手下做事。然而还没等她开始工作，便碰上按照苏联教育模式对大学进行的院系调整，这名教授及其所在单位的大部分物理学研究人员(包括谢本人)都被调往位于上海西北市郊的复旦大学。此时交通大学的办学重点是在工科和应用科学上，而复旦大学则被改造成上海地区重点发展的一所以基础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对于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家来说，复旦大学良好的学术氛围无疑很适合她施展自己的专业才华，但是当时从浙江大学调来复旦大学担任教务处长和副校长的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却提醒她说，尽管她已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但她所要学的东西仍然有很多。并因她较少教学和科研经验，复旦只给她安排了一个不起眼的讲师职位。
在1958年之前苏联影响无处不在的那段时期里，中国所有的大学教师都必须向苏联学习科学以及其他知识，谢希德对于苏联科学家的印象却是复杂的。根据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经验，她很清楚苏联科学家在许多研究领域都落后于美国科学家，尤其是在她的半导体专业领域，苏联科学家更是显得落后。看过中国新编的教材，其中有许多都让她觉得不安，为此她真想对苏联科学的权威地位提出抗议。不仅如此，她还发现，派到中国的苏联专家大部分都不是各自领域里最优秀的科学家，充其量只有二流水平。更让她头疼的是，这些专家的科研成果，还曾被里森科、斯大林等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压制歪曲过。然而，在当时中国的政治氛围中，谢希德的这些意见没有一个可以在公开的场合进行讨论。
1956年，上级要她去北京工作两年，在一个固体物理学小组里，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为新近设立的半导体研究领域，开发中国第一套教材。她被任命为该项课题攻关小组的副组长，协助从英国留学归来的著名物理学家黄昆主持科研工作。该项课题被列为中国科技发展十二年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对谢希德来说，承担这项任务意味着她必须作出重大的个人牺牲，因为她不得不离开当时只有5个月大的儿子，并在未来两年的时间里不能拥有丈夫对她的细心照顾。课题小组挂靠在北京大学。此时的北大早在1952年就已迁入著名的美国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校园。谢希德的父亲曾在这片校园里教过很多年的物理学，她自己的大部分童年乃至少年时光也是在这片校园里度过的。15年后，她再度回到旧地，这自然会勾起她对昔日岁月的回忆与怀念，她也定会为之感慨不已。
在这两年时间里，她还非常认真地学习起了俄语，从而使她回到复旦后，可以参与两本苏联原子物理学著作的翻译工作。总的来说，在北大认识的苏联专家有些给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有的则很一般，剩下的一些就显得带有过多的沙文主义色彩。其中有一位在北大教授物理学的苏联专家是个女性，谢希德觉得她既不沙文主义，也不会摆出高傲的姿态对待人，因而十分和蔼可亲。就自己的半导体专业而言，她心里非常清楚在这一领域美国的研究水平远远超过了苏联。不过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她还是得近乎夸张地称赞苏联所取得的成绩。
1957年反右倾运动爆发后，她被人号召去批判自己的大学同事，因为他们没有采取“看得见的行动”来显示对毛泽东政治方向的拥护。看到许多老教授在这次运动中遭受不白之冤，她心里难受之极，尽管她自己在运动中并未受到多大迫害。接着1958年，毛泽东又发起了大跃进运动。自一开始，谢希德便看出，当时中国根本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来支持迅速膨胀的高等教育体系。当然，这一时期在上海还是可以看到一点值得肯定的地方，这就是上海科技大学的建立。该校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分支研究机构的关系十分紧密，其办学目的就是为这些研究机构培养科研人员。在她看来，对于学生及其青年教师参与大学里的科研工作，总体来说还停留在口头上。因为大部分科研经费，仍然发放到那些中科院和隶属中央各重点工业部委的科研院所。
从1952-1958年这些年来全面借鉴苏联科学留给她的复杂感受，再到1958年，当她结束在北京大学的两年学习时，却又突然赶上中央决定放弃苏联模式，这一切都表明，整个50年代对她来说真是一段艰难的岁月。相比之下，60年代的头5年对她来说则是一段成果迭出的欢乐时光。她终于有机会可以在物理教学上取得更大的进步。1962年，她被提升为正教授，此时她41岁。10年前她只是个讲师。
1956年她被升为副教授。之后又过了6年，她终于当上了教授。1961年，她第一次访问了苏联，接着4年后她又去了英国，参加在那举行的国际物理学大会。这几年期间，中国高等教育也在教育部1960年颁发的《高教六十条》精神的指导下，渐渐修正了过去强调政治的发展路线，而日益重视起学术建设。与此同时，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国也与欧洲恢复了大跃进期间遭到破坏的外交与教育关系。
1965年，她从英国回到国内，这个令她振奋的60年代头5年也随之宣告结束。接下来的一年，中国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复旦大学在这次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场运动的实际执行者就是那帮围绕在毛泽东夫人江青身边的激进主义分子，其中有许多都是上海人。谢希德不愿过多谈起这段艰难的经历。她被下放到了乡下，一本书也没有，研究与教学更是妄谈，大量时间均浪费于体力劳动。复旦大学1966、1967、1968年这三年里在校的学员后来被人们称为“老三届”，他们彻底损失了自己的青春，连一点像样的学习都没有。在他们之后，复旦大学停止了招生工作，直到1971年，即尼克松访华的前一年，才恢复招生。1966年，正当文化大革命爆发，谢希德被诊断为患有乳腺癌，所以这一时期她还得与病魔作斗争。很显然，她对国家及其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是她能够坚持下去的力量源泉，要知道，十年动乱期间，中国的医疗条件无疑是相当简陋的，再加上她的生活环境又是那么恶劣，然而，她却坚持住了。
1978年，邓小平开始上台执政。这时她已57岁。她属于她这一代人中的杰出分子，饱经沧桑后她终于可以彻底放开手脚，去追求自己很多年以前就已确立的理想，这就是为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全部贡献。这一年，她被任命为复旦大学(中国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之一)的副校长。1983-1988年，她又担任了该校的校长。
汪永铨与北京大学的变迁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胜利之际，汪永铨刚满20岁，因而这一变化在他看来，就显得既轻松自然又鼓舞人心。1950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担任助教。工作没过多久，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来，他早年从父母那里学来的对家庭的绝对忠诚与服从等等传统价值观念，便全都转移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他说自己的思想中有着某种固执，这一性格使得他会无条件地顺从和尊重值得自己信赖的对象。
1958年，北京大学物理系被重新划分成了四个独立的系科，它们是无线电、核物理、技术物理以及基础物理学系。凭借清华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科班出身，28岁的他便当上了无线电系的系主任。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了该系的党总支书记。无论是在专业方面，还是在思想政治方面，他都对系里的师生员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将工作重点放在维护团结，以及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上，这样做肯定会减少个人自由发挥的空间，然而在当时他也只能这样做，因为个人主义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不健康的思想倾向。
1956-1957年“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鼓励知识分子公开进行批评期间，汪觉得自己不是在清华大学而是在北京大学工作，这一点对他来说还算幸运。但很快“双百”运动便发展为反右倾运动，当时北大著名的校长马寅初先生也遭受了攻击和揭发，与他相比，汪则显得有些无足轻重，因而没有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当时担任北大党委书记的江隆基为保护自己学校的教师，可谓是竭尽全力。他劝告大家不要跑出去公开发表言论。在他的努力下，北大教授很少有人遭难，相比之下，清华大学倒是有许多教授都被打成了右派。该校的师生明显要比北大的师生活跃，就连那些汪永铨在清华大学的同学，都有好几个被打成了右派。这场运动结束时，他首次开始反思，并意识到人们在运动中酿成的错误方向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可就在这时候，他所尊重的党委书记江隆基先生被调往了兰州大学担任校长。
50年代初期，面对苏联对中国知识界的强大影响，汪永铨却对苏联抱有一种深刻的怀疑。人们没有忘记，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军队进驻中国东北地区，掠走了许多珍贵资源。人们没有忘记，当年广大学生曾强烈抗议苏联士兵在东北强奸中国妇女。人们更没有忘记，1948年清华大学学生就苏联是社会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展开的那场激烈辩论，结果认为是帝国主义的一方赢得了胜利。
然而，在汪看来，尽管存在着这些排斥性的情感因素，北大教师最后还是与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很快便受到了大家的尊重——他们提供的教材非常系统，内容表达既清晰又有深度。汪曾希望自己能被派到苏联继续深造，而且还有一位优秀的俄语老师在帮他作准备。但他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所学的许多俄语知识也渐渐被遗忘了。
1958年苏联教育模式首次遭到了批判，接着更激烈的批判发生在 1966-1967年间，汪永铨的思想也因此陷入混乱之中。尽管外界把教育革命吹得天花乱坠，可他心里却觉得异常空虚：原来的模式被否定了，却又找不到能够替代它的模式，没有什么理论可以作为教育实践的基础。总之，经过1958-1976年间的这两次革命，作为系主任的他觉得，在没有明确教育纲领的前提下，几乎不可能解决教育的问题。1966-1969年，造反派把他封锁在北大校园里，不准他和学生接触。这段时间里，他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约翰•杜威的著作，除此之外，他还抽空反思了过去这么多年来的教育发展过程。1969年，他被调到陕西省汉中地区工作，无线电系在那儿办有一个教学点。
1978年，他被任命为一个新成立的广播电视教育中心的主任。“文革”期间的动乱经历终于结束了，此刻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新的建设图景，他也因此逐渐恢复了对教育事应的兴趣与信心。1982年起，他开始担任北大教务处副处长。1984-1986年，他又升任教务处处长。这一职位使得他有资格参与北大所有的课程及教学改革。1988年，也就是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成立4年后，北京大学也成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研究所，汪永铨担任第一任所长。从此，汪永铨可以为高等教育及相关专业培养一大批硕士和博士。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高学府也因此还能在教育领域发挥自己的名牌效应，尽管其原有的教育学院早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就迁往了北京师范大学。
鲁洁与道德政治教育
虽然与上述几位学者相比，鲁洁从未有过担任校长、副校长或教务处长等领导职位的经历，但她忠心于南京师范大学，并为该校感到无比的骄傲。她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南京师大，觉得南京师大就是自己的家。她不求功名利禄，只想着南京师大能发展壮大，她的这份关切从未有过中断，即使是遇到突然变故，比如文化大革命给高等教育带来的不曾预料的灾难，也是如此。
50年代初期院系调整结束以后，南京师大完全具备条件成为中国最好的师范大学。前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即当时中国水平最高的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担任首任院长的师范学院划归了南京师大。1952年院系调整时，陈鹤琴由中央大学调入南京师大，担任首任校长，直到1958年。那一年，他因为是一名无党派人士，最终被认为难以委托重任，于是上级就给他另外安排了一个职位。除了陈鹤琴以外，中央大学还有好几名杰出的教授加入了南京师大；不仅如此，金陵大学教育系以及金陵女子大学幼教系也迁入了南京师大。
可见，就人力资源而言，南京师大远远领先于在上海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尽管后者将大夏、光华和复旦等私立高校的教育系吸收了进来，但这些院系没有一个像南京的师范院校那样，在当时中国教育领域居于领先地位。然而，由于华东师大是一所国家级重点师范院校，直接归教育部管辖，因而后来它获得了强大的支持；而且上海的地理位置也能给它的发展带来诸多便利；再加上，50年代初期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国家把教育发展重点放在了理工和自然科学上。鲁洁指出，1952年最好的图书、仪器甚至还有交通工具，都划归了理工院校，而那些没什么价值的书籍、三流的仪器以及几乎报废的交通工具则留给了师范院校。
鲁洁曾多次后悔选择教育作为自己的专业，她察觉到，在50年代初期，基础科学和工程科学才真正是广受欢迎的专业。她想那时就应该学工科，像汪永铨那样，或者重新捡回其最初选择的化学也不错，这样就可以为中国的发展作出更为实际的贡献。与这些学科不同，教育由于与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所以往往很难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整个50年代，鲁洁经常会遇到感觉失落的时候，例如，1957年批判陶行知期间，以及她亲眼看到厄运降临在陈鹤琴身上，逼得他不得不放弃校长一职。他们两个人与鲁洁的父亲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然而总体来说，她仍认为50年代苏联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有益的。开发出了许多中国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学科和专业，尤其是在理工科方面，成绩更是斐然；南京高校的数量在短时期内就由原来的3所增为8所，这无疑可以让更多的学生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并为经济建设培养出更多的急需人才。1953年大学毕业后，她又去复旦大学学了一年半的政治理论。在此期间，她还学了点俄语，并跟苏联专家学习。回想起这段日子，她总会对自己以前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怀有一种无比的崇敬，并觉得在许多方面，中国都还没有达到这些著作中所具有的知识及理解水准。
不过另一方面，她也发现了苏联教学方法确实显得有些死板，负责上课的苏联专家习惯于采用输灌的方式，而且是不苟言笑。教学大纲必须能背下来，在讲解课本时，即使是出现了不同的理解，也不允许自由讨论，学生只能够接受一种固定的解释。这些专家似乎只是在机械地重复别人说过的话，而不是提供一种有益的开放的教育经验。总之，在她看来，苏联教育模式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时间一长便会陷入僵化，不能开放地容纳别的不同的观点。从这些评价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早年所受的进步主义教育对她的影响。尽管苏联教育模式有这些缺点，但她觉得，那时的学生对苏联却怀着极大的热情，把它看成心中的“理想王国”，认为中国在它的指引下，必将飞速前进。然而，并不是都是如此，有些教授在这一点上就显得很踌躇，觉得苏联模式实在是太专制了，这自然是因为他们曾去欧洲、北美留过学的缘故。
但是，无论有多少缺点，都不能否定苏联教育模式的深远影响，可以说，正是它促使中国教育从里到外来了个彻底改造。在50年代初期，特别值得一提的重大事件是凯洛夫的影响。这位在50年代一直担任苏联教育部长的凯洛夫编写过一本教育学教科书。该书的中文版一出来，便在中国各地流行起来，直到1958年苏联教育受到批判后，它的影响才渐渐减弱。1960年，当鲁洁来到南京师大教育系时，凯洛夫影响的高潮期已经过去，但她依旧可以感觉到，他的方法仍然被普遍地接受着，这是因为人们认为，他的理论既有学术性，又自成体系，在这两个方面，那些从西方引进的各种折中主义教育理论均没法跟它相比。
在她看来，可以将1958年大跃进运动视为对苏联影响的反动。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想一味地跟在别人的后面。他的“两条腿走路”思想，以及同时使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教育方式，就是中国独有的创造，而且非常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需要。在教育领域，也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出了两套教育学教材，影响也不比凯洛夫的教材差。一套由华东师范大学的刘佛年编写，另一套则由南京师范大学集体编写。在那一时期，负责开发人文学科新教材的是周扬。鲁洁指出，虽然在这些新教材中，没有哪一本能代表当时学术的水平，但是它们确实能够反映，各门学科都在探索如何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当然，还必须指出这一时期所存在的问题，包括，由于过于追求速度所造成的严重的质量问题，以及新建大量的非正规的高等教育机构即“又红又专”学院所导致的资源浪费，除此之外，还有政党对高等教育施加的影响过于激烈，政治氛围甚至比苏联模式流行时期还要紧张。
60年代初期，随着《高教六十条》的颁发，中国高等教育日益重视起学术研究，鲁洁觉得自己能在教育领域从事教学工作，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而 1961-1964年招收的四届学生的整体素质也令她满意。她的这些心情与谢希德有类似之处，后者同样认为，从1950年到1978年期间，就数这四年的形势最为喜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作为一名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和政治教员，鲁洁原本平静的内心因为这一事件而再度深陷于不安之中。她实在无法接受这一事实，这场运动怎么会朝着如此不合理的方向发展下去。她形容，她一开始对“文革”早期发生的那些攻击和指控实在是难以理解，有种莫名的麻木。她也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在于领导，尤其是基层的某些干部，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的确，那时许多人都认为这就是引发革命的原因。然而，事实却表明，越是正直的干部，就越容易受到攻击。鲁洁的丈夫，当时在南京师大政教系担任系主任，便被划为“黑帮”分子，批判他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鲁洁当时只是教育系的一名普通教员，所以没有成为攻击目标，但她发现，由于丈夫的原因，她同样很容易受到批判。
刚一开始她只是简单地拒绝跟随造反派，可即便是为了坚持这样一个立场，也给她带来了许多麻烦。她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与她早年所受的西方教育有关。她一贯主张独立思考，而且她也有自己的一套“革命方式”，这就是她经常会批判那些作风不够正派的干部。她感觉到自己曾经得罪过某些人，所以他们会借此机会实施报复。
她是作为江苏省第一批108人之一被下放到遥远的农村从事劳动改造的。实际上，她一点也不在乎什么体力劳动，就是清扫再多的厕所，她也乐意，真正使她难受的乃是看到自己父辈一代的老教授们不断遭受侮辱，还被迫要在寒冬恶劣的条件下从事繁重的劳动。由于她把这些不满讲了出来，而不能像其他人那样缄默不言，她都记不清自己被抓去游街、接受批判了多少次，但她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造反派“当局”因此认为她是一个头号顽固分子。她在乡下一共待了7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她既没有机会教学，也从未有条件作过任何教育研究。
最让她痛苦的经历发生在那次全校教师大会上，当时她被指控为“国际特务组织”的一名成员，因为她的父亲曾长期生活在香港和台湾。另一件记忆犹新的经历是，一伙红卫兵在抄她的家时，要她交出所有的个人信件，她断然拒绝了这一粗暴要求，要知道，尊重个人隐私在她家及其职业生涯中乃是一条基本原则。结果，她再次被公开批判。那时候，有许多人通过揭发别人来保护自己，但鲁洁却从没有做过这种事。造反派们要她批判自己的丈夫，对此她当然是毫无犹豫地拒绝。
如此恐怖的岁月都不能压倒她，那么她又是依靠什么才表现得这般坚强呢？也许这种坚定与清醒，就像四十年代晚期，她和丈夫决心留下来，将生命奉献给中国未来的建设那样。作为四十年代加入地下党的城市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分子，为党为国家作出了那么多的个人牺牲，到头来还是被批判成了“叛徒”，这的确是一颗无法下咽的苦果。然而，在黑白不分的年代里，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她想起这样一个令她欣慰的时刻，有一天，一位她十分尊敬的老干部在她耳旁悄悄地说，“自己的事情自己最清楚”。就是这句简短的话语，让她觉得是一种难得的安慰。
1976年，“四人帮”被捕，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际，鲁洁已经46岁。1977、1978年料理完父母的后事，她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南京师范大学的重建工作当中。她想将该校建设成实力强劲的教育中心，把早年在当地盛行并且曾滋养过她的进步主义教育传统发扬光大。1978年，她被任命为教育系系主任。几年后她又成为教育科学学院的领导。1978年到80年代中期，教育系每年招收到 30-40名新生。1982年第一批学生毕业时，鲁洁将其中成绩最好的挑选出来，留在系里担任讲师，后面几届她都采取了这种办法，来扩充教育系的实力。在这些留校的学生当中，有两位还曾在中加合作项目的赞助下，到加拿大作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他们是吴康宁和谭顶亮。今天他们都成了各自专业领域的学者。前面我们提到的那篇在星期六沙龙上引发潘懋元的弟子们激烈争论的教育社会学论文，其实就是由吴康宁撰写的。
八十年代以来最让鲁洁伤心的事情莫过于，由她一手挑选、培养，接着又送往国外深造的一大批年轻学者最后并没有回来建设自己的大学和国家。她说一提起这件事，心里就觉得难受，尽管现在已是1998年，也就是说事情已过去了10年。40年代，在中国饱受战争创伤的情况下，她依然可以无怨无悔地选择留下来，为自己的国家效力，而今天年轻一代所作出的选择却如此叫她心寒。对于这其中的差异，她实在是难以理解。
邓小平确立中国教育“三个面向”以来的20年里，鲁洁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在以下两个方面：培养人才和理论重构。她把真正理解教育、劳动和农村生活之间的关系，当成一项重大的挑战。每年她都要带领学生去参观农村学校，并要求他们将所学知识与农村学校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此外，她还非常关注道德教育问题，为重新制定德育发展的总体框架花费了许多精力，要知道，在“文革”期间，德育曾被破坏得一无是处，成了阶级斗争以及一系列互相残杀恩将仇报的肮脏工具，而这些行为反倒被造反派们看做是激发革命热情的有效途径。
作为当时少数有资格培养教育博士的高级学者之一，鲁洁不仅为自己的学校培养出了一代年轻学者，而且还为其他一些高校的年轻学者提供指导。除此之外，她还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的道德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教育社会学专著。
1978年以来提出的观点
由上所述，可以发现六位学者有一些共同之处。尽管他们各自的人生在1949年前后都曾经历过艰难的转折，但他们依然能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并且仍在继续作出)大量的贡献。其次，他们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某一所高校度过的，其中有的还曾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担任职务。此外，他们还培养出了一届又一届的研究生，这些年轻学者目前正在中国教育界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塑造着中国教育的未来。虽然在家庭背景以及个人机遇上，他们彼此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如何看待苏联对于中国教育的影响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也不尽一致，有的态度稍肯定一些，有的则有所保留。但他们对毛泽东革命教育的后果，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均有着沉重的回忆。1978年邓小平上台执政，实施了现代化以及改革开放战略，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起点。从许多方面来看，1978-1998年都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成绩最为斐然的阶段。也正是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里，他们才可以提出一些真实的想法，才有条件将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及社会主义经验与外来观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由此勾画未来的发展蓝图。
李秉德：贵在融合
李秉德认为，他早年在家庭生活中所接受的儒家道德观念，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依然具有重大的意义。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它不仅不会排斥其他文化，反而能够融合一切外来文化。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注重精神涵养和自我反省，从他们所撰写的著作来看，他们对于佛家与道家文化也非常感兴趣，并因此受益匪浅。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儒家道德在其思想中的核心地位。所谓“君子日三省吾身”，以检验自己的人格完整以及人生方向，便体现了这一点。李秉德也是如此，除了崇尚儒家思想以外，他还喜欢沉浸于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著作中，而对于佛教传给中国的文化，他亦是相当赞赏。
中国道德教育传统的内在效力绝对符合“素质教育”的核心理念，但是与此同时，还必须使它能够满足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需要。在李看来，“素质教育”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教育观念，它关系到中国的基本国情，因而很难被译成英语。回顾中国现代百年发展历程，李认为其中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过分强调外来文化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1949年以前，西方理念支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课程安排，但它们的影响往往只是停留在表层，而没有在中国扎根，所以总是流行一阵便销声匿迹了。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全面借鉴苏联教育模式，然而，这一外来模式同样没有在中国站稳脚跟，大跃进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很快便打乱了这一进程。历史总是缺乏相应的平衡机制，总是片面地看待外来文化，从而也就无法形成一种对于外来文化的合理吸收。
李谈了许多1978年以来邓小平理论及其成就方面，因为他觉得这对中国教育来说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邓小平不仅能够看出毛泽东政策的问题，而且还预见了华国锋坚持毛泽东所有思想的危险性。邓早年曾在法国留学，亲眼目睹过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发展经济的。此外他还在苏联待过。这些经历使得他能从不同于毛泽东以及其他老干部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后者虽然擅长斗争并敢于吃苦，但不善于治理国家。尤其重要的是，从自身三起三落的经历中，邓更加坚信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经过30年艰苦漫长的探索，他最后得出，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精髓就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978年，邓小平号召中国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不是坚持那些空洞的教条。接着，中国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首次展开了公开讨论，国家发展重心也随之由原来强调意识形态斗争转向了重视经济建设，以改善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
从邓小平强调经济建设的思想中，李相信邓小平特别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因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培养人才，就必须充分发挥中国人民的潜在智慧。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还必须有机地融合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解放前，“教育救国”这一主题经过40年的风风雨雨，被视为只是一种空想。但是现在，随着能源、环境、人口、政治文化、道德冲突以及地区商品分配等等问题，逐一被提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议事日程，教育又被看成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李因此觉得，自己的老师即杜威的弟子邰爽秋先生，以及他自己关于中国教育前途的一系列想法，现在也终于迎来了一次新生。
朱九思：拯救教育
1999年11月，在我和朱九思最近一次谈话中，朱向我提起了中国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小说《狂人日记》。他说这篇经典小说结尾的那句呼唤，即“救救孩子”，现在可以替换为“救救教育”。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朱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市场经济和商业化大潮对中国高校的冲击。他担心由此形成的疯狂追求商业利益倾向，会破坏中国高校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期所取得的成绩。1992年，我曾与朱九思进行过长达3天的马拉松式的会谈，快结束的时候，他指出，虽然他希望看到人们在振兴高等教育方面能够最大程度地自由发表意见以及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是以下两点原则却不该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它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共产党的领导地位。90年代晚期，朱意识到，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大，确实应该鼓励发展各种形式的私立高校，但公立高校依然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构成部分。
邓小平执政时期，朱在重建中国高等教育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77年8月，15所重点高校的教授和15位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学者，一起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接见，以筹备1978年3月的全国科技工作大会和1978年4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从这些审议中，也许对于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是赞成把高校建设成集科研与教学于一体、 而不仅仅是教学的办学机构。在全国科技工作大会期间，朱个人提交了一篇题为“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前面”的论文，其中举出了一些科学研究的典型经验。此次会上，只有两所大学因它们的研究工作而受到大会表扬，华中理工大学便是其中的一所。
197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资助下，朱作为学习观摩团的成员之一，和中国其他院校的高层领导，一起访问了美国、加拿大和日本。此次访问前后持续了两个半月，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美国进行参观。期间的所见所闻证明，朱以往提出的那些想法，包括科研对于大学的重要性，都是正确的。尤其关键的是，他在参观的过程中还发现，世界高等教育的办学趋势越来越朝向综合性大学发展。比如MIT、得克萨斯A&M大学以及东京工业大学，都由原来重点发展应用学科渐渐走向了多学科并重的发展轨道。这种发展趋势映衬出中国高等教育1952年以来在苏联模式的塑造下过于偏重专业化的局限性。现在朱觉得，他完全可以在克服这一局限方面为自己所在大学做些工作。
1980年，他设法说服了教育部允许在华中工学院开办一些新学科和新部门，领域涉及中国语言与文学、新闻、高等教育、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等，以使该校逐渐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1982年经国家批准，该校又成为当时第一批有权建立研究生院的22所重点高校之一。这是对华中工学院自70年代早期以来所取得的科研成绩及其师资水平的有力认可。1987年该校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在朱的领导下，该校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流的图书馆建设，广泛的国际联系，以及门类齐全的科研设备。
1984年，朱从校长位置上退了下来，当时他已是68岁高龄，但他仍坚守在教学、科研和决策的第一线，为该校高等教育研究所发展提供宝贵指导，并为国家制定高等教育政策作出了积极贡献。1999年秋，他还为该校19名高等教育管理博士生开设了四门课程，它们分别是：苏联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文革”前后的中国知识状况、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和高等教育现状及未来展望。
作为一名政治活动家、新闻记者、大学领导、学者以及独立的思考者，朱九思的一生经历可谓坎坷丰富，然而在其不同人生阶段之间，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着一定的连续性。这也就是说，他在每一阶段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和敏锐观察，都为他开拓新的人生历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虽然他一直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对待外界的影响，但他用来指引大学发展的大部分理念却都来自于中国国内。他所做的一切归纳起来就是这一点：即他非常关心大学教学和科研人员的素质，由此，如何不断地提高素质也就成了他经常要考虑的问题。而这一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就是来源于他对儒家哲学、社会主义著作以及进步主义思想的深刻理解。
潘懋元：文化的整合
回顾其在教育领域辛勤耕耘的一生，潘懋元笑言，他倒是从中国封建主义、美国资本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封、资、修)这三种曾被猛烈批判的意识形态中获得过很多有益的启示。早年通过学习中国经典著作，他不仅掌握了一些基本的道德观念，而且还深刻地意识到儒家传统哲学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后来他又通过学习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获得了许多有用的办学理念。这些理念既可以使课堂教学变得更加活跃，又能够指导课程改革。而在20世纪50年代广泛接触苏联教育模式的过程中，他则对这一模式强调教学组织有序、统一全国标准，以及重视备课和讲授的彻底性，表示了高度的赞赏。在他看来，与美国教育模式相比，苏联的教材编写及其教学方式不仅更适合于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教育模式，而且更贴近中国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尽管苏联教育同时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即不够灵活、容易变得僵化。
潘一生的大部分成就都是在1978年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取得的。他经常引以为豪的是，这一时期中国有资格授予高等教育博士学位的4所机构中，由他发起创办的高等教育研究所最先获得建立博士点。 在他看来，当代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必须将重点放在提高学生的能力上。大学必须实施教学改革，以使学生实现全面发展。这样一来，还必须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大学师资队伍。最近15年来的研究生教育已经在这些方面作了大量的努力，为高等教育发展补充了一批教学生力军。
潘认为，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改善教学质量和为大学教师提供深造机会上，而不仅仅是改变管理机制、重新分配权利等等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在他看来，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将越来越与世界潮流同步。如何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适应性和道德品质随之也会成为大学教育的重心。他看到目前私立高校已成为普及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而且终身教育观念对当代中国来说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最终人们都将意识到，为了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就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谢希德：科学与国际化视角
在谢希德的一生中，她曾接触过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但无论怎样复杂，她都能设法去平衡它们，并养成了一种深厚的宽容精神。这种宽容精神使她在任何一个时期都能从自己所接触的文化中吸收最好的部分，进而又将它们融入自己承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科技强国的事业中。
青少年时期，她在美国女子教会学校接触了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了这一专门的女子教育对她的重要影响。总的来说，她认为，尽管美国教会大学的影响往往只局限于社会精英阶层，但它仍然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她指出，许多从著名的教会大学，如上海的圣约翰和沪江、北京的燕京和南京的金陵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1949年后都成了中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此外她还指出，美国教会1949年后曾想在台湾重建燕京大学，但当时的国民党领导人孔祥熙拒绝让他们使用这一校名，理由正是因为燕京大学曾为共产党政权培养了太多人才，最后该校只好改名为东海大学。
对于燕京大学著名校长，后来又在抗战和内战时期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图雷登，谢希德的评价一点也不含糊，她认为司图雷登为中国作了许多贡献，因而需要重估他在担任大使期间的作用。她指出，在他返回美国之前，在中国外交部担任要职的黄华，这位燕京大学最著名的毕业生之一，在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曾邀请他去北京访问。在她看来，如果美国政府当时同意他去，历史或许就要改写了。司图雷登要求死后能把自己的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20世纪80年 代，几乎所有手续都已办妥了。但不幸的是，随后这一进程又被耽搁了。
长期接受教会教育只是她受美国文化传统影响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影响则来自她在史密斯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度过的岁月。史密斯学院规模不大，但这恰好有利于形成那种令她赞叹不已的密切融洽的师生关系。而在麻省理工学院求学期间，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则是该校集科研与教学于一体的办学模式——这种模式后来也正是她在自己的工作中极力想去实现的目标。
第二个重大影响来源于她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尽管因为这一选择，她曾遭受父亲强烈的反对，以至于直到1986年父亲去世，都没能与父亲和好，但她决不是一时冲动便作出了这一选择，相反，她曾仔细考虑过，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的发展。为此她的确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大跃进时期的艰难处境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荒废了10年的职业生涯。她和自己心爱的丈夫共同奋斗，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对科学家夫妇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榜样。
第三个重大影响来源于苏联。她并没有照搬苏联的所有经验，而是通过五十年代向苏联科学家学习，吸收其中对中国实际建设有用的部分。与此同时，她还对苏联模式保留了一种批判性的认识，并从中看到了其他人很晚才发现的缺陷。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她的看法是，中国某些大学应努力争取获得世界的普遍承认，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永远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在国际科技学术交流中，它们所得到的与所贡献的应该对等。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必须加大对所属重点大学开展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这些中国最好的大学也必须实现科研与教学一体化。就总体而言，她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必须扩大办学规模，每所高校都应拓宽自己的学科领域，以改变过去受苏联模式影响而形成的过于狭隘的专业化办学体制。
作为一名物理学家而不是一名专业的教育学家，虽然她不大会谈起儒家思想或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在她的职业生涯中所表现出来的温和的实用主义倾向、宽容精神以及对各种文化影响的中和能力，却未尝不可以看做是对儒家人文品质的完美体现。从这一意义上讲，在许多方面，她都远比父亲做得更为成功，而后者则似乎始终没有化解儒家传统与西方科学之间的内在紧张。
汪永铨：北大精神
汪永铨觉得，在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里度过了半个世纪的时光，不仅使他有了一份特殊的经历，而且看问题的角度也会随之变得有些不同一般。在他看来，北大精神最为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开放性。在北大，所有的问题都要进行激烈的争论，而不会轻易地被政治所左右。北大一直都是传播新思想的先锋，其影响也能够涵盖整个社会。从学术上看，北大的教师与学生总是有些让人捉摸不透。虽然在为国家建设从事科研与教学方面，他们不像清华大学那样意见统一，然而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他们所代表着的却是国家与社会的良知。
汪自己的高等教育研究便体现出了北大精神的某种品格。他最看重的一点是思考新问题，并提出相关的观点，而不是因循守旧，或追随当前学术潮流。有一次，他接到邀请，要他撰写一本关于高等教育哲学原理的著作，然而直到现在他都迟迟不肯动笔，因为他知道，他的许多观点都会令别人觉得不愉快。最近他就素质教育问题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然而它们并没有被主流观点接受。
在展望中国教育未来时，汪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教师的质量。这不仅是指他们的知识水平，而且还包括他们的精神状况以及他们对于年轻一代的理解和沟通能力。除此之外，他还十分关心人文学科的发展前景，认为必须像重视科技教育那样充分重视人文教育，因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往往会过分注重发展科技教育。
鲁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以及教育发展
基于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农村生活的宝贵经验，鲁洁坚信，中国教育家不必依赖西方提供的概念和框架，无论它是来自美国、欧洲，还是来自苏联，相反，中国教育家应该建构属于自己的教育理论。
与李秉德一样，鲁洁也认为儒家思想可以作为中国教育的坚实基础。她经常把自己学生时代接触过的大量中国古典著作，用于平时的教学之中。在人际关系方面，儒家非常重视忠诚与和谐。虽然从儒家强调子女应讲究孝道来看，其关注点似乎是晚辈必须服从父母以及社会上的其他长者，但实际上，在中国家庭中，子女以及年轻一代才是真正的核心。父母可以为自己的子女作出任何牺牲。鲁洁自己就经常劝告年轻人在面临婚姻危机时，千万不要轻易地就离了婚，而应该多为孩子考虑。
在她看来，西方教育对中国所产生的最有价值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鼓励个人主义和增强独立意识。她还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作证，说她之所以有点反抗精神，就是因为曾经受过西方进步主义教育。然而，她觉得以上两个方面对中国教育传统来说，并不全然属于舶来品。最近几年来，她一直都在尝试以“主体”作为核心概念，来构建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她认为，在教育过程中，青少年并非一个单纯的被塑造的对象，相反，在与外界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会逐渐增强自己的主观意识，进而又形成自己的判断力和辨析力。鲁洁之所以提倡建构自己的理论，是因为在她看来，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一个接一个地照搬国外的教育理论，而不是在广泛接触国外教育理论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教育理论。
面对未来的全球化趋势，即人类命运与利益变得越来越密切相关，鲁洁觉得中国必须建构起自己的教育理论框架。中国再也不能一味地谴责资本主义酿成的危机，今天所有国家，不管它们的政治倾向有何差异，都应携起手来对付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非常关心环境危机以及稳定经济等全球性问题，当务之急乃是共同承担起责任，一起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积极的贡献。过去一个世纪里，中国所强调的路线一直都是民族主义，但现在中国则超越了民族主义，而渐渐融入了全球一体化进程之中。中国必须直面互联网通讯以及多媒体教学的挑战，积极运用这些新兴的信息技术，与全球社区建立一种真正的相互交流关系，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能对外界发展潮流作出被动的反应。
结 论
那么，我们能从这些生活故事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或者说，这些故事能给予我们何种深刻的关于20世纪中国教育发展的启示呢？在《时间、叙事和历史》(1986)一书中，哲学家戴韦·卡尔(David Carr)试图让叙事活动构成人们实际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其向过去与未来同时开放。“作为一名经验代言人或叙事主体，就是像一位讲故事的人所做的那样，去不断地尝试打破时间的限制。这种尝试按照前后一致原则，把流动的事件组织起来，即可构成一种叙事行为。”（p.61-62）
无论是群体经验，还是个人生活，这一叙事策略都很适合。卡尔在总结自己的研究时指出：“行动、生活以及历史背景经过叙事加工后，将会从它们的语言表达形式中独立出来，形成一个结构……在这一结构产生审美与认知效果之前，它是实践性的。(p.184)总之，卡尔用叙事这个词来描述“我们的经验、行为以及作为群体和个体的生活方式”。把叙事看成是“我们在时间中的存在以及与时间打交道的基本方式”。
在本文中，我讲述了六位学者的生活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他们自己叙述出来的，从家庭生活到早年教育，均是如此。他们还回顾了自己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各阶段所从事的职业。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最初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并不相同，他们当中，有两个人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出生的，还有两个是出生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但与五四运动相隔不远，剩下两个则稍晚些，出生于1928年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后。这种年龄差异无疑影响了他们接触中国传统 教育、西方教育以及苏联教育的先后次序。同样，他们所处地理位置的差异也会使各自的优势呈现出某种不同。
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虽然他们对苏联、美国以及欧洲思想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意见并不一致，但在这一点上却看法相同，即他们都强调过儒家价值的重要性。这自然是因为在家庭生活和早期教育中，他们都曾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展望中国教育下一阶段的发展前景时，他们都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提高人(包括教师与学生)的素质上，并且发现，中国教育的未来希望将更多地是来源于个人的教育发展，而不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制度改革。
对我们这些并不只是把中国教育看做一种纯粹客观的分析对象的研究者来说，在以上故事人物那些关于中国教育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思索及亲身经历中，无疑包含了许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东西。在他们的个人和群体叙事的引导下，我们和他们一起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对他们的支撑作用：在他们遭受重大而且常常是灾难性的事故变迁时，中国传统思想总是能给他们带来力量，使他们继续自己的生命追求。不仅如此，我们还仿佛听到他们在向我们发出邀请，要我们与他们手拉手，一起去开创未来中国教育的融会贯通时代，到那时，全世界最好的思想都将源源不断地融入中国，中国也因此必将描绘出一幅属于自己的更加灿烂的文化图景。
(周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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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一次访问兰州时，我曾于1998年5月8日和12日，与李秉德教授有过两次长谈。之后李教授阅读了我的记录，并就一些细节作过澄清。
②此次论坛的论文，包括李秉德教授的全部发言，已分别用中英文出版。参见露丝·海霍等编著：《跨文化知识：东西方大学与文化》，多伦多与武汉：多伦多大学教育学院出版社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
③谈话的内容后来被整理为“高等教育的历史回顾”，发表于《高等教育研究》1992年第4期，第1-12页。
④至于1949年之前的童年及青年经历，朱教授则在1999年11月18日的另一次会谈中对我作了详细的叙述。2000年9月，朱教授阅读了我的手稿，并作了一些事实上的修订。
⑤此处的大多数信息均来自我与潘教授进行的两次长谈。时间是1997年12月6日和8日。地点是在厦门大学。会谈结束后潘教授阅读了我的记录，并对有关细节作了进一步的澄清。
⑥1998年10月16-17日，我在上海拜访了谢希德教授。本文的草稿也曾于1999年9月交给谢教授审阅。但遗憾的是，我不知道2000年2月谢教授去世之前是否阅读过我的草稿。不过本文的作者曾读过谢教授认可的她的传记，其中的内容与我采访到的并无二致。参见王增培：《谢希德》(福建科学家传记丛书)，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⑦对汪永铨教授的访谈，是在1998年5月3日。
⑧1998年10月14日和15日，我与鲁洁教授进行了两次会谈：她看过本文的草稿后，曾对有关细节作过澄清。
⑨鲁洁主编：《中国教育：文化传统的国际透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⑩朱九思：《历史的回顾》，载《高等教育研究》，1992年第4期。
(摘自《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丁刚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