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洋泾中学的启蒙岁月

 章大鸿          

编者按：2009 年4月4日和10月13日分别是上海地下少先队和中国少年先锋队成立60周年纪念，当年星星之火点燃的时候，洋泾中学是上海地下少先队的发源地之一。洋泾中学51届校友章大鸿先生，正是首批地下少先队“铁木儿”团的一员。章大鸿先生以本文深情怀念当年从洋泾中学接受进步思想和走上革命道路岁月征程。当年他在洋泾中学发行《新少年报》的部分文物档案已经被浦东新区红领巾博物馆收藏，本回忆录发表于2009年第四期《浦东文史》杂志。

苦难童年

1937年“八一三”日军侵沪的炮火中，我那在浦东英美烟厂做工的母亲，让才三四岁的姐姐和我随外婆到浙江乡下避难，后来又把刚脱乳的妹妹送去。外婆一路辛劳饥寒，不久就病死在乡下。母亲只得把我姐弟三个接回已沦陷的浦东陆家嘴。小妹经这番折腾也病死了。烟厂已被日寇占领，不发工资，妈妈没钱落葬妹妹，只得锯掉一副床板钉口小棺材，把小妹抛到荒坟里。

我进小学读书，全校师生不愿学日本体操和日语，惹恼了日寇。一支鬼子兵马队趁我们放假冲进学校，教室成了马房，操场成了跑马场，满地马尿马屎，我们师生只得另借民房上课。紧邻操场的“颖川小筑”（陈桂春住宅，现为陆家嘴史料陈列室）早已成了日本宪兵队的魔窟，宅门前常有被杀害的中国人尸体。

1945年8月，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陆家嘴一带爆竹声声。也在烟厂做工的殷师傅，叫我和同学龙根去市区仙乐酒家参加庆祝胜利联欢会，跟殷师傅习武3年的我和龙根表演了“刀对枪”对打后，兴冲冲回到家里，失业在家的继父叹着气对我说：“别闲荡了！到修车行去学门手艺吧，有口饭吃，也不用交学费了！”我知道母亲是不会同意的。她常含泪对我说：”我吃的是不识字的苦！只要你争气，再穷也要让你读书去！”为了缴我的学费，她劝姐姐进不收钱的夜校。在如豆的油灯火下，她把听来的岳飞故事一段段讲给我听，嘱咐我：“岳飞从小有志气，勤学苦练，长大能文能武，尽忠报国。你也要有出息！”于是我恳求继父：“让我读下去吧，少吃穿破我都愿意！”母亲对继父说：“让大鸿读下去吧，没钱付学费，我找厂里工人姐妹借去！”

在我家屋后破庙里借住的影萍先生也来安慰我：“只要你肯读书，我死也要把你救出火坑！”影萍自称“流浪儿“，他13岁就投笔从戎打鬼子，抗战胜利后他想回家乡教书去。见我爱看文艺书，喜欢剪报，还把《爱的教育》中“每月例话”手抄下来装订成册随时翻阅，他很高兴，就认了我这个小他10岁的“弟弟”。3个月后他离开浦东，可一直惦记着我。1946年暑假，为了我考中学，他特地赶来探望我；见我考取了市立洋泾中学，他掏出随身携带的那支黑杆“新民金笔”、一本袖珍英汉小字典和刚买的一个精致的小笔记本，郑重地交到我手上，说：“抗战八年来，我看到过许多人间不平事，很想当个记者，没有成功。我想培养你当记者！”一个小学刚毕业的孩子将来当记者，这不是梦想吗？可影萍哥是认真的，要我努力，叮嘱我“多读好书”，“不光读、更要多练习写作，把心里想说的话写出来！”之后，他先后给我寄来了《郭沫若杰作选》、《鲁迅作品选》、田汉的剧本《伏虎之夜》和艾青的诗集《他死在第二次》，还介绍我到斜土路找他的同乡张革力先生，说他有文学才能，可多请教。

启蒙老师

洋泾中学是浦东最早建立的市立中学，历经抗战洗礼后，在浦东老白渡地区的俞家庙里复课。1946年秋，我走进了这所名师荟萃的上海名校。

那天上数学课，曹文玉老师（后来才知道她是地下党员）捧着一叠红绿纸走进教室，对我们说：“这是新出的报纸，专门办给少年儿童看的。”我要了几份，一看，是《新少年报》，几条消息吸引了我：“审判汉奸时，怎么没有大汉奸周佛海？”——我马上想起汉奸保长又在作威作福！“中国一直在打仗，打了日本鬼，现在自己人打自己人，弄得大家生活不安定！” ——我立即想到国民党中央军的机枪连在操场上训练过一阵子，听说开到东北打共产党去了。“国家把钱用在打内战上，老百姓越来越穷：读不起书的孩子越来越多了！”——我想起了我上不起学去当童养媳的姐姐……

啊，《新少年报》上说的正是我想知道的事，正解开我心中一个个谜团。尽是我的心里话，我把自己周围的事写成一篇篇稿子，请班主任杨百素等老师指正后，寄给了报社；随着第一篇习作《洋泾中学》（1947.11.11.发表，介绍洋泾中学建校和朴实的师生关系）发表后。另一篇习作《小铁匠》也在1948.4.1.第69期登出来了，写的是我邻家铁铺里一个小学徒的悲惨遭遇。编辑大朋友在《给小作者》中说：它“有很丰富的爱与恨” ，“要产生这种感情，最要紧的是‘观察、观察、再观察’，更需要弄清造成这种悲惨生活的原因。”“我们要对‘苦孩子’有强烈的‘爱”对恶势力有强烈的’恨’，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感情才能写出一个活生生的苦孩子……”在评语的指引下，我曾到杨家渡芦花滩张自强等同学居住的棚户区观察，那里老百姓谈的，大多是失业、涨价和内战……

在一期《新少年报》上，我还高兴地看到了被称为“和平的使者，作战的将士”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6位中共领导人的图片——他们哪是国民党污蔑的妖魔鬼怪呀！

《新少年报》创办后的3年多时间里，编辑大朋友不断通过书信和《编者按》给我这个小通讯员小记者以指导和鼓励，指引我不断观察、思索、学习：“不经过周密的思索及详细具体的观察，往往使作品浮浅地让别人只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找不着真实的东西，例如章大鸿的《童年》。”（1948．6.17第80期《致小作者》） “你的来稿《初秋》描写得很好，留着。《鹊雀》写得不差，留着刊用。《梦中》内容不大使人明白，也没多大意义。希望你多写对大家有关系的。”（1948．11．1祝小琬姐姐来信）【注1】

影光书室

《新少年报》上发起了“石榴花运动”，号召少年儿童学习小英雄石榴花，敢斗恶势力，多为大家做好事。当我从报上看到宋庆龄先生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办起了儿童图书阅览室时，我就想到同学们缺少好书看，我也该办一个小图书馆。我跟同班好友鲍文祥一说，他很赞成：“你有40来本好书，我也可以让哥哥拿出他爱看的五、六十本侦探、武侠小说，并在一起办个小图书馆不成问题了！”于是，我拿出了影萍先生送我的《鲁迅选集》、《郭沫若杰作选》和自购的冰心写的小说、诗歌、散文集等书。馆名取了“影光”两字，既反映内战的刀光剑影，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搏斗，又隐含我对影萍哥的思念。我和文祥一起订了“借书规则”：每个同学只要交3本书，就发给借书证。馆址就设在花园石桥路（今金贸大厦南侧）许文龙同学家的新柴屋里。

书室成员发展很快，甲乙两个班级60多人几乎全都参加了，甚至一些家长和邻家弟妹也要求参加；藏书一下子集中到好几百本，加上我一个亲友送来的“良友”“万象”等一批过期的期刊、赠书，很快有了上千册。我把自己义务发行的《新少年报》，每期都放在书室里供大家免费阅读。放学后、休息天，同学们都爱到影光书室来借书、读报。报社的祝小琬大姐又很支持我们，还常常把报社里的好书，让我带到影光书室来给同学们看。

可没想到意外的事发生了：在东昌路旁的小闵同学，竟瞒着我这个“馆长”，拉上几个同学，把影光书室近千册图书全搬进他家两间大空屋里去了！这下引起邻近的国民党三青团办在东昌路上的图书馆的注意，派人来找我，要我把影光书室和他们合并——这明明想吞并我们么，怎么行！

《新少年报》的段镇大哥哥听到“影光”的图书活动受到干扰，写信来说：“你们办的图书馆在停顿中吗？是否可以设法将他恢复起来呢？”（1948．3．27．）报社大哥大姐的关心，使我冷静了下来。我找小闵说：”你爱看书，是好的；你想让图书馆离学校近些，便于大家借书、也是对的。可你不该瞒着大家突击搬书呀！这样吧，图书馆就设在你家，快让图书上架吧！”小闵知错了，我俩又成了好朋友。至于“三青团”那边，我对来人婉拒说：“‘影光’的书是大家暂时放在这里的，随时可以拿回去。跟你们一合并就不方便了！”于是影光书室又恢复了正常的活动。

传播火种

    《新少年报》多次发起“征求订户运动”，我是《新少年报》的义务小发行员，除了在洋泾中学初中部同学中发动征订外．还约请同班同学鲍文祥、毛昭字、张四维等，利用放学和假期，到浦东地区的知仁、正谊、市范、光辉、震修、海兴、塘桥、其昌栈、泥墙圈、张家楼等中小学去，上门向教师同学们宣传这份进步报纸，订户发展很快，每期销售到一、二百份；一直骑车送报到我家的段镇大哥一再来信鼓励我：“我们大家都是苦难的朋友，更应不分彼此地为解脱我们的穷困而努力啊！……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工作，将少年自己的文化推广出去，满足很多朋友的精神需要，帮助了许多朋友获得很多活知识、新学问，使大家都进步起来，这是一件多么光荣的工作呵！”

在报社大哥哥大姐姐的指导帮助下，影光书室成了《新少年报》的宣传阵地，洋泾中学和我家成了《新少年报》发行站，《新少年报》在同学中的影响扩大了。可是最初推荐给我们看这份报纸的曹文玉老师，已引起学校里反动势力的注意，墙上出现了攻击她的文字。一次，曹老师悄悄叫我到她住宿的小阁楼里，低声向新来的马文青老师（后来知道她也是共产党员〕说：“他就是章大鸿！”这语气好像她俩刚讲到过我。马老师鼓励我继续当好《新少年报》义务小发行员，为大家多做好事；告别时，她提醒我“多多团结同学，当心有人捣蛋。”

会有人捣蛋？我还不信哩。这使我想起失业的邻居培荣阿哥也提醒过我：“你卖《新少年报》，当心人家把你当‘小共产’捉起来！”捉我？为啥？报上说的全是真话，有什么罪？我不怕，因为我正想学学敢斗恶势力的石榴花小英雄呢！

    为了避人耳目，我用缝衣针、细竹竿自制了钓鱼竿，约上文祥等一二个好同学到塘桥、张家楼、其昌栈、天落沟一带钓鱼去，其实我是到那里几所小学发展订户去的。可是过不多久，段镇大哥突然不来送报了。浦东几位帮助发报的中小学老师纷纷催问我，海兴小学的陈志毅老师写来字条：“大鸿弟：怎的新少年报尚未来？脱期几天了，小朋友们焦急着要看呢！请转知报馆要紧！”（1948．7．11．）

    这以后，报社派小陶哥送报来了。谁知一天，小陶哥急匆匆骑车到了我家，说他过江前，被一个骑车的特务盯上了，好在他机灵，闪进一条弄堂，甩掉了这条“尾巴”。看来恶势力在步步进逼《新少年报》，办下去多难！

    这使我萌生了“学习报社大朋友，办份浦东少年报”的想法，我找常在一起编壁报的文祥、陈惠民、朱立信三位好友商量，他们一听很同意，说报名就叫“少年报”，催我快请好主编。于是我过江到斜土路请张革力先生。革力先生给我的信中常有哲理性的话语和新写的小诗，他当主编准行！可他当场没有答应我。过了几天他来信说：“叫我担任编者，我感谢你们的诚意，我实在没有能力。现在我答应了你，将来不成，那岂不更失望，甚至更影响了少年报的前途。鸿弟，原谅我。我热烈的盼望着少年报早日看到，死沉的心让她的热力来给我复活，那时我跟着你们走。最后我不祝福你个人，我应祝福你们的少年报早日诞生，光明会普照大地！”（1948.11.23  ）

这时《新少年报》第98期刊着征文启事《假如我是……》。于是我拿起笔来，将心中郁积的愤慨倾注进《假如我是匕首》这首小诗里送到了报社。

1948年12月2日该出第l00期了，可迟迟不见小陶哥送报来。订报的中小学老师和同学都向我催着要报。我焦急地盼了几天，突然邮局寄来了这期报纸，可只有一份！头版头条就是编辑部写给读者的告别信《暂别了，朋友！》

“亲爱的少年朋友们：我们被迫地痛心地和各位暂别……编辑们卖掉了纪念戒指，当去了冬季大衣，凑了一笔钱来创办这张属于少年的报纸。我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大家都说：为了国家的未来，应该牺牲自己。但是我们被迫停刊了！” “我们不要为离别而悲伤，相信黑暗定会过去，光明是属于大家的。在未来的光明日子里，我们不会再有任何恶势力的阻碍。”“希望你们认清道路，努力上进，在不远的未来，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让我们为未来的再见努力吧！”

读到这里，泪水已滴湿了我手中的报纸。我明白了：《新少年报》被反动当局查禁了。后来才知道：国民党教育局下文给一些中小学，说“新少年报系共产党少年先锋队所办，专煽动青年反抗政府”，“应予以禁止推销阅读。”就在这份报纸上，正登着我那首《假如我是匕首》。是的，“假如我是匕首，誓以我自己锐利的钢刃，剁碎那贪官污吏和野心家的深褐色的心！”正是这帮恶势力，不让我们老百姓过太平日子；正是这帮恶势力，今天又扼杀了我们少年儿童的知心朋友《新少年报》！一定要铲除恶势力，不然光明日子就不会到来！我有多少话要跟报社大朋友说呵，得赶紧找他们去！

我家住在浦东。我就坐上舢板，冒着寒风大浪渡江到了报社。报社熟悉的屋子还在，却是空空的。大哥哥、大姐姐，你们在哪里？我需要你们啊！《新少年报》，我们需要你啊！

禁得了《新少年报》，可禁不了《新少年报》播在我们心中的火种！我想找住在市区的朱汝俊等几位熟悉的小通讯员商议，由于市区经常戒严、宵禁，过江更不易，只得把影光书室的部分同学召集拢来，讲了《新少年报》被查禁的事，一起讨论了《暂别了，朋友！》这篇文章，让大家写出了心中的愤怒和希望，编成壁报，刊名就叫《心潮》，挂在图书室前。我把报社大朋友教会我唱的那支歌教给大家：“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歌声唱出了我们心中的愤怒，唱出了我们心中的希望！

黎明青鸟

不久，我突然收到邮寄来的一本新出的小书——《青鸟》丛刊，看到一只公鸡题花，跟我在《新少年报》上登的《小铁匠》的题花太像了！文章内容登的是讽刺抨击黑暗社会的诗歌、童话等，这跟《新少年报》多么相象呀！我照书上面的地址两次过江到南昌路、民国路（现名人民路）去找办刊的人，终于在民国路一家叫三星布庄的小布店楼上的立化出版社里，见到了我渴望见面的段镇、马云连等几位《新少年报》社大哥哥，多高兴呵！原来这《青鸟》丛刊正是报社大哥哥大姐姐们办的！听段镇大哥说，这儿曾几次深夜来人搜查、盘问，看来也已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可我还是爱往这儿跑，甚至在星期六下午就过江来，跟段、马还有新结识的冯炳城3位大哥哥在灯下结帐。然后挤在一张小床上，听大哥哥讲解放大军的进军形势，一起轻声哼唱《青鸟》上登的《我们的队伍来了》这首歌曲。

1949年1月16日，当“青鸟丛刊”出现时，许多《新少年报》小通讯员立即认出它是《新少年报》的化身!这次，它以象征光明使者的“青鸟”飞回到我们中间，带来了祖国之春即将来临的喜讯。《新少年报》的大哥大姐在报纸停刊一个半月后，又同我们小通讯员们相聚了，帮助我们建立了秘密的“青鸟读书会”。“青鸟”给我们传来了解放战争胜利的捷报，也给我们指明了走向新生活的道路，每个参加读书会的孩子都愿使自己变成追求光明、传播光明的“使者”。《青鸟》丛刊的传播为建立地下少先队作了思想准备，而青鸟读书会的建立则为建队作了组织准备。

段镇大哥不断写信来鼓励我关心我，其中一封信上写着：“我对你的印象是诚朴、努力。你的读书和我一样，是苦学。我非常佩服你的精神。”“从今天起，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工作，我觉得非常高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不是吗？我们将少年自己的文化推广出去，满足很多朋友的精神需要，帮助了许多朋友获得很多活知识、新学问，使大家都进步起来，这是一件多么光荣的工作呀！希望我们为大家的工作共同做出最大的努力来！”（1949. 3. 27.）

这以后，我常随着段镇、马云连两位大哥哥，带着《青鸟丛刊》，还有唐微风、邢舜田的《石榴花》、《乐园梦》等连环画，董林肯、张石流、孙毅的《小主人》、《小马戏班》、《小霸王》等剧本和贺宜、包蕾的《凯旋门》、《胡子和驼子》等童话，到务本、比乐等中小学的文艺集会上去卖书，传播真理。

实现梦想

1949年2月，《新少年报》地下支部书记胡德华（文革后曾任团中央书记）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少先队与儿童团的决议，并决定由吴芸红（解放后曾任《中国少年报》社社长）、祝小琬和段镇三位同志筹建地下少先队，先以 “铁木儿团”为组织名称以青鸟读书会成员为基础，商讨确定了组织形式和第一批队员的名单，我就是其中一员。【注2】铁木儿团第一批团员共有23人，分布在沪中、沪南、沪西、沪北四个区。他们是金科中学李森富，实验民校周莲娣、沈宝兴，福利站王作新，建承中学陈用霖，中法中学周学敬，育才中学朱汝俊，洋泾中学章大鸿，市西中学谷斯涌，报童学校马云珍，储能小学詹肇雄、张康候、冯俊，甬六小学周至华，勤光小学周娟芳、萧翠锦、胡慧娟、柳延英、杨益华、刘文钦，立文小学段锦，位育小学贺仁杰，海光小学李家振。

就在1949年4月4日旧儿童节日这一天，宋庆龄先生举办的“三毛乐园会” 在大新公司（现中百一店）4楼开幕，这是漫画家张乐平先生义卖“三毛”漫画原作，筹钱救济苦难儿童的一项活动，上午我跟段镇大哥、马云连两位大哥一起到画作展厅前摆书摊，轮着进去欣赏满墙的《三毛》原作，见到了面容瘦削的张乐平先生。下午我照着约定的时间地点悄悄来到黄浦区一条弄堂里朱汝俊家的三层小阁楼上参加地下少先队“铁木儿团”成立仪式。由段镇和马云连召集的第一批团员聚集在阁楼里，床上、桌上、地板上以至木桶上都坐满了人，在轻轻地唱完了 “山那边哟好地方”之后，大家讨论了组织标志、铁木儿团的任务，最后大家起立，跟着段镇大哥一句一句念誓言：“我向祖国向人民庄严宣誓：我自愿遵守团规，积极执行团的任务，决心为新中国而奋斗!”宣誓后，选举了段镇为团长，李森富为副团长。 “铁木儿团”——地下少先队立即投入了迎接解放的战斗行列！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洋泾中学由人民政府接管了，成为我们劳动人民子弟自己的学校。我和“影光书室”的同学们商量决定，将藏书全部捐献给了洋泾中学图书馆。这时，正是我进入高中部学习的青年时期的开始。上海解放，《新少年报》复刊还刊出了解放前留存在报社的我的童话诗《小阿咪》（1949 .11.21第121期）。

十年磨一剑。1956年8月，我有幸进入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会工作，在《儿童时代》编辑部当了一名真正的记者，实现了1946年7月我刚进洋泾中学时“当记者”的梦想。

我在洋泾中学度过的中学时代，那正是我苦难的、拼搏的少年时代！是洋泾中学的地下党员、是《新少年报》的地下党组织，引导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地下少先队员！曹文玉老师，我少年时代的好老师，我怀念您！洋泾中学，我锻炼成长走上革命之路的母校，我怀念您！《新少年报》，我学习从事记者事业的启蒙园地，我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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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祝小琬1942年17岁参加革命，时任新少年报通联组的一员。《新少年报》办公旧址在自忠路355号】

【注2】铁木儿是苏联作家盖达尔写的儿童小说《铁木儿及其伙伴》的主人公，他是一位爱国、勇敢的少先队员，在暑假回乡度假期间，把同村的少先队员组成一个小队，秘密地为红军家属服务，勇敢地同当地坏家伙作斗争，为打击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贡献了力量。

【注3】《新少年报》就是今天的《中国少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