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果我们翻翻身边的教育杂志、报纸，常常会发现这样一个名字：吴非。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教师。

    个人简介：原名王栋生，著名杂文作家，江苏省特级教师，首批教授级中学教师，南京市名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笔名吴非。1950年出生，1968年下乡插队，1982年春毕业于南京师大中文系，进入南师附中任教至今。主编《高中文言读本》、《初中文言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古诗文诵读》、《现代诗文诵读》（江苏教育出版社）等20多种教学用书，为《中学语文（必修）》（苏教版）、《新语文读本》编委，发表教育教学论文20篇；1988年起在教学之余从事杂文写作，发表杂文、评论、随笔2000多篇，获杂文界最高奖项林放杂文奖，出版杂文体专著《中国人的人生观》、《中国人的的用人术》，杂文集《污浊也爱唱纯洁》等。2004年在《南方周末》上刊发的《不是爱风尘》引发了社会上对中学教育的大讨论，出版教育随笔集《不跪着教书》、《教育参考－吴非视线》在教育界影响颇大。吴非博客：http://blog.sina.com.cn/wufei2011

吴非（王栋生）：我认为自己是合格的教师

主编先生要我做一次封面人物，在我而言是为难的事。作为《语文教学通讯》最早的读者，多年没有给《语通》写过稿，是欠了人情的；然而我真的怕说自己的事，更因为距退休已没几年，再去谈什么“成长经历”，不知趣之外，还会有“装嫩”之嫌。

　我能说的是：我是个在教育教学上犯过许多错误的教师，因为我的灵魂不太安分，我总试图去改变现状，所以付了不少代价；同时，我是个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纠正错误的教师；所以，我认为自己是合格的教师。

在教学中寻找愉快

选择做教师，并非不得已，并非仅为稻粱谋，如何在工作中获得精神的愉快，是我一直的追求。当今之世，以人为主要工作对象的，有官员、医生和教师。在这三种职业中，教师的工作比较能体现民主与平等。又由于语文学科的特点，我们给学生的影响可能是终身的。所以语文教师不能低估了自己的工作价值。

　教学是愉快的，因为和学生能有心灵的对话。我喜欢上课，我特别喜欢十多年前的课堂。那时学生比较重视语文，课外读书比现在多得多，教养也好，师生之间有交流的平台，上课时学生很珍惜发言的机会，课后很愿意和教师说说话。

　教学是愉快的，因为教师自身也在提高。作为老教师，我从没有过春蚕丝尽、蜡炬成灰那种凄楚，我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进展。要求学生做到的，我自己能先做到。也许我在许多方面仍旧像个学生，比如，有时晚上发现自己白天上课犯了错误，恨不得立刻到班上去，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学生。好像是海德格尔说过，“教师应当比学生更好教”，我可能算得上肯学的学生。

　教学的愉快，并不在于自己的学生取得了成就，而是能在教学过程中体会到教学的意义和价值。一轮高中三年，学生要上五百多节语文课，在这五百多节课上教师能做些什么？学生通过区区五百节课又能得到些什么？实际上，学生会把“语文”和你这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今生今世，只要有人对他说到“中学语文”，他头脑里出现的就是你的形象。你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和你的付出相比，很“合算”。

　有教师朋友说，你在名校工作，学生基础好，起点高；如果你在普通中学，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愉快。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名校生源好，意味着你做事可以少去许多障碍；但是你的压力也会变大。在这样的学校，引导学生重视文科学习有多难，可能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何况，同样有不少教师在这类学校工作多年而一事未成。

　把自己当成教者，在工作中能找到愉快；如果把自己当成学习者，和学生一同学习，更应当是愉快的。我很清楚，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职业的局限，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我们的学生虽然缺乏经验，但是在这个年龄段，他的知识结构相对完整。所谓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有一年高三，教阿西莫夫的《年华永驻》（人教版分编实验教材《文化读本》），我的物理知识很差，备课时我发现自己没有能力用简洁的语言说清相对论，对我而言，要把这篇课文上好实在困难。但是学生的物理知识比我丰富（有好几个还参加过全国物理竞赛），于是我事先和学生商定，由他们来上这节课。在我的辅导下，两个学生联手上这节课，一个主讲，一个板演。下课后了解了一下，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弄明白了，——如果是我自己上，估计不会有好结果。我不愿意让学生看到一个不懂装懂的教师，这也许是学生能接受我的原因之一。

　在教学中，我逐渐认识了自己的工作，也逐渐认识了自己。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的教学法是在现实中摸索出来的，不是哪本教科书能写清楚的；同样，学生语文能力也不是我们教会的，大多是自己读出来的——我们教他读书思考的方法，他们通过感悟积累而形成语文素养。当然，想明白这一点，也是一种愉快。

做开创性的工作

　20多年前，文革结束不久，教育教学话语中经常出现的是“恢复”（也就是所谓的“十七年”的概念）。我任教的师大附中，作业与考试负担较轻，教学环境较好。那时社会已经有“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现今个别标榜“素质教育典范”的学校，当时则是教育界人人喊打的“片面追求升学率”典型），但在一些名校，教育改革卓有成效，能做成一些事。当时教学比较自由。比如，那时的语文教材受时代局限，有些篇目通篇说教，根本不成其为“语文”。记得刚到校不久，我就和同事自选材料，油印了几组讲义发给学生阅读，这些文质兼美的外国散文随笔令学生耳目一新。组里的老教师也要了去看，作补充教材。

　师大附中的树人文学社是学校最活跃、最有影响的社团，我向校方提出文学社要办铅印的文学季刊（当时全国没有中学办铅印刊物的，我提出要办，是认为铅印刊物能减轻油印或手抄的工作量，也便于学生保留）。教研组支持我的建议；校方说，可以，谁办谁负责；校友会联系校友巴金题写刊名……各负其责，两个多月的时间，一份铅印文学季刊《树人》就出现了。这份刊物全国知名，很多老教师都记得。从1984年到2000年，基本由我负责这份刊物，其间曾“因为健康原因”被停止工作两三年（其实那两年多我身体很好）。22年了，这份刊物还在办，但是已经没有当年那样的影响了。

　我做过8年教研组长，其间做成了一些事。学校管理比较宽松，尊重学科特点，信任教师；教师也能对学校负责，对学生负责。1997年年初，高三备课组设计活动课程，我提出组织“高三社会科学论文写作”，同组老师当即表示支持。我们没有向任何人汇报，两天后，大家委托我对全年级做一次论文写作辅导报告。三个月后，全年级学生完成了写作计划。这项教学活动从此成为师大附中高三的教学内容，延续至今。虽然在应试压力下各项指标有所下降，但是我们当年的尝试，是有益的探索，体现了名校的示范作用。那个时期，学校管理工作也不像现在这样有诸多复杂因素，人与人的关系相对比较简单，教研组做许多事都没有功利意识，老师们感兴趣的只是从教育教学中获得愉快。

　在我们中国，想做成一些事实在很难。条件不成熟，当然不能蛮干；如果是因为认识到价值有限，敢于及时放弃，也不失为英雄。而今则往往是人事纷繁错杂，常常逼使做事的人知难而退；令人愤然的还有那种自己不肯干，也反对别人作有价值探索的懦夫懒汉意识。这些，都使教育教学改革变得困难重重。其实，即使在很困难的社会条件下，在使用陈旧落后的教材时期，仍有许多教师勇于探索，勤奋实践，成为一代名师，这足以启迪我们：创新是教育教学的生命。

　6年前，我参加编写《新语文读本》，之后主编《新语文?写作》（高中卷），前后近三年时间，这些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和教师在一起工作，研究语文教学问题，我吸收了一些新观念，对语文教学有了新的思考。这项工作进行到中期，洪宗礼先生邀我参加苏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又因为他多年从事中外母语教学研究，这就又为我拓开了新的视野。比较艰苦的是参加苏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劳累三年，也算进修了三年。我在工作中认识了许多一线教师，他们的实践给了我许多有益的启示。

　2002年春，钱理群教授和我商讨在中学开设“鲁迅作品选读”选修课的可能性，然后我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准备，钱先生和附中语文组的几位教师共同编写教材，时机成熟后，我们在2004年春季成功地完成了这一选修科目的首轮教学，为打通高校与中学的教学作了有益的探索。试验情况已有刊物作了全面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当今的环境下，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只要有决心有毅力，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

　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喜欢写作。如同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一样，只要不功利，写作也完全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坚持认为语文教师应当有很强的写作能力。那种动辙以“我忙”以借口不愿写作的教师，其实大多数是不会写。——我觉得必须老老实实承认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释一些教师几十年写不出一篇像样文章的现象。我经常在一些场合看到计穷的同行移花接木甚或拷贝克隆的“论文”。不错，语文教师不擅写作未必混不下去，但是后果会是怎样？——你的学生会发现这一点。当然你可以仍然不在乎，可是学生在一个实际不具备写作能力的教师指导下，他的语文素养发展将是极为有限的，这可是误人子弟了。

　不过，我认为教学论文一定要有所发现，有新东西，不能为写而写，制造垃圾。我教书以来，大概发表过一二十篇教学论文。杂文可以天天写，教学论文不可能月月有，对此需要有严肃科学的态度。因此，我更主张语文教师多写一些教育教学随笔。

　写作是愉快的事，这不用多说。20年前，我每天写两段笔记，一是教学中的感悟或发现，一是班主任工作中的思考以及学生的故事。我没有规定自己必须要写多少，我只是觉得每天都有写不完的内容。1988年有家晚报请我写杂文专栏，因为专栏的第一篇随便用了别名“吴非”，后来就这样用下去了，这个别名没有什么意思。写杂文是因为有话要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图个痛快。因为经常写，所以写来轻松。1997年在上海出版了我的《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中国人的用人术》，这两本书虽是命题作文，但并没有花去我多少时间。前几年，韩国的姜正万教授翻译这两本书，给中文系学生作选修教材。近年杂文写得不多，常写一些教育评论，这类话题免不了沉重，写起来没有什么愉快。教师朋友们经常告诉我一些真相，希望我能形诸笔端，以醒世人，这当然是高估了我；但是如果教师能有公民责任感，有写作的意识，人人都拿起笔来，既能提高专业修养，也能为高中生的公民写作形成良好示范。

　近年忙于教科书的编写，时间少了，写的也少，愉快也就少了。但是每有机会读到青年同行的文章，都很感慨：这代青年没有我们那代人的苦难，也就少了许多羁绊，像自由奔腾的野马，留给我的是欢快的嘶吼和漫天的烟尘，令我叹息莫及。

绝不跪着教书

　我曾在文章中谈到“语文教师应当是思想者”，有人认为是不是拔高了，“思想者”三字不是一般人能担当的。但是我坚持这个观点。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的立场，要独立思考，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个认识我在文革中就有，到了痛定思痛时期，变得更强烈。当然，因为思想，痛苦会多一些；而如果没有思想，人生也就毫无价值。

　有许多老教师，业务方面称得上行家里手；可是一朝来了个权威，指手画脚一通，他立刻便没了自信，不再是专家，畏畏缩缩地成了“奴家”，人家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不敢辩驳。不自信，就会迷失方向。时下装神弄鬼的“专家”也不少，害人不浅。教师上了当，自己糊涂一阵也罢，他的学生会吃大苦头。十多年前，我认识的一位校长经常大谈教育理想，时而扮陶行知，时而装苏霍姆林斯基，可是有次他高兴忘形，失口说了句真话，他说：“……那些都是做给外人看，糊弄上头的，升学率才是真的……”那以后，无论他如何慷慨陈言，声泪俱下，我都认为那是表演。

　前年夏天，围绕南京的高考有过一场风波。有教师和校长认为，“把学生送进大学是硬道理”，所以必须增加课时，加大补课力度。我认为捧“硬道理”也得讲道理，如果把那种缺乏人道精神的做法也称作“教育”，是教育工作者的羞耻，也是对教育的污蔑。现在，许多地方“高中教学高三化”，全部围着高考转，加班加点之外，有的地方还扬言“抓学生要抓出血来”，——语文科定性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用缺乏人性的手段能培养出学生的人文意识吗？

　必须承认，我们今天所处的教育环境并不好：应试教育愈演愈烈，教育理念混乱，教师待遇低，社会评价不高……但是我们这一代教师的幸运与不幸也全在这里了。现今的教育将往何处去？我们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方式？这些是对知识分子智慧的考验，也是对教师良知的考验。语文教师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也关乎我们的职业地位。比如大家最关心也最揪心的语文高考，一直如阴影般缠绕着教师，学生“熬”三年就过去了，语文教师已经熬了一二十年，如果不改造高考，我们就得这样耗尽一生。语文高考为什么会走到这种地步，这样下去母语教学会有什么后果，有没有改造的可能，等等，不是发几句牢骚就能解决的。如果不尽快地改造它，母语教育的地位将进一步下降。我们不能坐等谁来开恩，应当把所能做的事先做起来：指责课标不合理，你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说同行课上得不好，下次请你开课就不要推辞；说高考命题愚蠢，自己不妨设计几个好题；批评高考阅卷者水平低，明年阅卷报名希望你自告奋勇……这样，你的批评将会更有价值。

　去年有位青年志愿者来校应聘，他在西北一贫困县教了两年书，问他工作艰苦情况，他说：当地对他很照顾，“比学生吃得好，面条上都有菜。”什么菜？“有一勺酱油烧萝卜。”我听了鼻子发酸。今天，我们很多教师在条件非常好的学校任教，千万不要忘记在穷乡僻壤教语文的同行啊，如果我们丧失了理想，放弃了追求，我们会对不起他们的。

　唐宋以后，思想禁锢渐多，文人也自觉地自我束缚，文章一代不如一代。我们今天教育教学上的禁忌竟然比20年前还要多，还要不可思议，是不是也有这种自我束缚呢？前年，华东师大出版社约稿，要把我近年的教育教学随笔结集出版，编完之后，我想到用“不跪着教书”作书名。我在序里写了这样的话：“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如果语文教师自己不是思想者，我们的学生怎么可能具有创造思维？

　我珍视教育工作，所以才会有那些痛苦而沉重的思考。教师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不能没有执著的精神。美国神学家蒂里希说得好——“你在生活中认为什么有价值，那个东西就成为你的神。”

经历

　　农村两年代课教师的经历是我教师生涯的起点。1977年报考大学时没有多想，第一志愿就填了师大。说来荒唐，当时竟连分数也不告知考生，但是能让我这样的人考大学已是皇恩浩荡，何敢多言？ 8年后我才得知当时的考分，我不后悔报了师范，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性格禀赋不适应许多职业。编辑先生要我说说自己的“主要成绩”，我觉得很简单。我大学毕业已经32岁，要抢回工作时间，此其一；其二，我看不起懦夫懒汉，这也是我能做成一些事的精神动力。我刚到附中就教了一个大循环，从初一到高三毕业，并担任班主任，底子打得比较结实。多年来任文学社指导教师，我还开一门“小说欣赏”选修课，从1984年后连开了十几年。2001年起参加苏教版初中、高中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先后发表过一二十篇教学论文，编过一些自己比较满意的教育教学用书，其中最费心思的是由广西教育出版社的《新语文读本》。1988年起，以“吴非”的别名写过一些杂文和评论，作品被收入多种选集。专著《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中国人的用人术》199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次年出了台湾版，后来被译成韩文在汉城出版；教育随笔《不跪着教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有过一些影响。

感悟

　一位18年前毕业的学生寄来一篇文章，信上说：“……忽然想到父亲真的老了，心里有说不出的伤感。18年没写作文了，今天，我把自己的感悟写下，请老师帮我看一下。”我习惯地拿起笔批改起来，在考虑评语时，忽然发现自己的可笑：她早就不是高中生了。我于是想到，能让学生终生有学习祖国语文的意识，是我们工作的成就。有次家长会上，一位女士送我一本杂志，说：“老师，我的孩子喜欢写作，她让我看她的作文，里面写到了我；我看了很感动，也写了一篇作文，登在我们集团的刊物上了。我想我应当送一本给你，你也是我的老师，请你指教。”我看了她的“作文”，受了感动。这位普通职工没有受过专门的文学教育，文笔不如女儿好，但是她敬重母语学习，敬重写作。我认为，提高国民的语文水平，应当是我们语文教育工作者追求的目标。作为语文教师应当是幸福的：从人与人的沟通角度而言，语文教师应当有比一般人更强的对话能力，我们所教授的学科具有一般学科所没有的灵魂的震撼。

　我在农村小学教过“复式班”。插队第八年，我调回南京。冬日，小火轮颤抖着在僵硬的河水上爬行，河岸上，我的学生提着篮子在薄雾中追赶着，喊着我的名字……直到今天，我的耳边仍时时响着那面对凝结了的空气的嘶喊。

                      (来源：《语文教学通讯》高中版 2006年第一期)